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第1页========== 说 明 在全国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中，为了从思想根源上划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揭露现代修正主义同历史上孔孟之道的关系，认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我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同部分教师到工厂、机关等单位和广大工农兵一起学习一点中国哲学史，根据实际的需要，编写下列六篇有关学习中国哲学史的资料，本资料基本上是按照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选择一些重点编成宣讲稿，不能代替读书。由于编写时间很短，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山大学哲学系 1976年5月17日 ==========第2页========== 目录 第一讲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1) 第二讲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春秋战国时代， 反映新兴力量的反天命思想对维护 没落奴隶制的尊天命思想的斗争…(23) 第三讲确立中央集权统治的两汉时代， 反映人民群众苦干利益的反谶纬神学对愚弄人民群众的谶纬 神学的斗争………（42) 第四讲唐末农民革命战争，彻底打垮世 家豪族势力，推动两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反对 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61) 第五讲在国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 太平天国革命反对儒家唯心主义哲学的 斗争………（73) 第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改良派的论战…(91) ==========第3页========== 学一点中国哲学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 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号召我们读几本中国哲学史。毛主席这个号召，对于我们学好弄通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具重要意义。 我们学中国哲学史，不是为历史而学历史，而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毛主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草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草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理解，要取得避利剥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主席这一教导，深刻地阐明了理论、历史、现状三方面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必须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努力学一点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历史科学。无论学理论或学历史，都应该在现实斗争中学，学历史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现实斗争服务。 关于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这里提出一些粗浅的体会，以供参考。 第一、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现实 1 ==========第4页========== 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关系。并可以帮助我们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从而在现实斗争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深入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 哲学史是研究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互相斗争及其规律的科学。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始终反映着敌对阶级的利害冲突。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都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来为本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路线；反过来，哲学又为政治路线提供理论根据。哲学史告诉我们：哲学上两条路线，一般地说，唯物论、辩证法总是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哲学；而保守的、反动的阶级总是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是因为，进步的、革命的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们需要、也敢于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说明世界，需要、也敢于承认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保守的、反动的阶级则相反，它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总要歪曲世界的本来面目，颠倒是非，欺骗人民，妄想维持反动秩序永远不变。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是一个反动阶级，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孔老二的哲学就是一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孔老二鼓吹“正名”，说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存名正实”。“实”是指社会事实，“名”是指反映事实的名分。本来，事实变了，名分也必然跟着变。但孔老二却反其道而行之，硬要用旧的名分来规定新的现实，即要改变了的事实再变回去。所以，孔老二的“正名论”既是歪曲世界真相的唯心论，也是一种否定变化发展，甚至要搞倒退、复辟的形而上学。但春秋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哲学却主张唯物论 2 ==========第5页========== 和辩证法。例如在“名”、“实”的关系问题上，法家荀况强调要以“名”符“实”，反对以“实”符“名”。这说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是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敢于正视奴隶制腐朽反动的事实，要求变革，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当时儒法两家的哲学斗争，同儒法两家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儒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克已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是实行封建改革的“变法”路线的理论根据。 我们总结中国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规律，懂得哲学斗争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关系，就能够对现实斗争作出敏锐的观察。历史上出现过的反动哲学理论，并不会因为历史上的反动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总会在以后的反动阶级那里借尸还魂；而反动阶级为了替自己的倒行逆施辩护，又必然会在历史垃圾堆里寻找反动哲学作为精神武器。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斗争的历史说明了这是一条规律。自从春秋战国时代孔孟之道出现以后，历代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顽固派，都利用孔孟之道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它们反对进步、反对革命，大搞倒退复辟的思想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是尊孔派。王明、刘少奇、林彪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纷纷起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贩卖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揭露和批判他们从孔孟之道那里检起的唯心论先验论、天才论、中庸之道等反动哲学。 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批邓，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是别 3 ==========第6页========== 的，正是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和翻版。他也象刘少奇、林彪一样，乞灵于孔孟之道，疯狂地祭起“克己复礼”的黑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效法孔老二，叫嚣要“正名”，就是要用修正主义来“正”社会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效法孔老二的“上智与下愚不移”，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捧上了天，拚命突出他们的个人本领，心目中根本瞧不起工农兵，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实质上是反对依靠工农兵。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也总是看着不顺眼，想着不顺心，通通否定，必欲扼杀之而后快！这同孔老二的“信而好古”，是古非今的形而上学观点简直一模一样。他还拚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还用折中主义诡辩手法，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这正象孔老二一样，无非是用“中庸之道”妄图瓦解群众阶级斗争的革命意志，掩盖他们 一伙大搞反动阶级斗争的狰狞面目。由此可见，我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对于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翻案复辟谬论的哲学实质和思想根源，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明确这个重要的学习目的，坚持为革命而学，为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学。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学得好，学得上活泼，学得有战斗性。 第二、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深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领会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 ==========第7页========== 义，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主要也在这两个问题上。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作科学总结的同时，也对过去的哲学遗产进行批判的继承。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面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怡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方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蕊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都对哲学史有极其深刻的研究，并总结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革命导师们的著作往往涉及许多哲学史问题。毛主席著作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尤其深刻而丰富。例如，《实践论》这一光辉文献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一知和行的关系》。知行关系问题，就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认识论问题，毛主席卓越地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样地，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我们学习一点中国哲学史，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学懂弄通它的精神实质。 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种哲学学说进行分析、评价和批判。不但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彻底批判它们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而 5 ==========第8页========== 且对以前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也要一分为二，在肯定它们具有 一定的正确性和进步性的同时，必须恰如其份地指出它们的缺点和局限性。例如，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史时，提出了“批儒评法”的主张，就是上述的方法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我们在学中国哲学史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从中逐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坚持对哲学史进行批判的学习，也帮助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和彻底革命的哲学，促进我们世界观的改造。 第三、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对于我们在工作中锻炼思维，端正认识，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树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也是有帮助的。恩格斯指出，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这就是说，我们学习哲学史，懂得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期过程中，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我们总结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可以有所借鉴。同时，分析哲学史上那些唯心论的错误，就知道它们既有阶级根源，也有认识论的根源。列宁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谈谈辩证法》)例如，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人关系”的争论，孔孟之道认为天命有无限的威力，绝对地决定人类社会的一切。这当然是荒谬的。但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往往被自然灾害所压倒，如果主观片面地认为人们永远地绝对地不能控制自然界，盲目地想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 一切，从而产生了上帝的观念，再加上反动统治阶级有意地利用宗教来欺骗群众，并为它的反动统治辩护，这就逐步形成了宗教神学唯心论哲学体系。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能够 6 ==========第9页========== 弄清楚过去的唯心论是怎样和在什么问题上失足的。这就使我们可以吸取教训，避免在考虑问题和处理工作时流于主观片面，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客观全面地去看问题。 总之，学一点中国哲学史，首先是为现实斗争服务、那种认为哲学史和现实斗争无关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把历史批判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孔孟之道同批判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学到手，那种认为哲学史难懂难学的顾虑，也是不必要的。 7 ==========第10页========== 二 几本中国哲学史的书简介 《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简介 (一)关于本书锅著知修订打的 一些背景和情况 杨荣国同志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第一版是在一九 七二年批林整风运动中编写，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出版的。 我们大家都记得，在一九七O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上，我们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林彪一伙在当时抛出“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借“天才”这个问题，大做反党的文章。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深刻地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揭示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问题，从思想根源上击中了林彪一伙“天才论”的要害，彻底揭穿陈伯达之流利用哲学史资料歪曲和篡改革命导师的论述的骗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发现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 8 ==========第11页========== 圾，散发着孔孟之道的霉烂臭气。大量铁证证明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毛主席高瞻远瞩，为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三个觉悟，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号召我们认真看书学习，除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之外，也读几本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以便分清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避免受骗上当。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杨荣国同志主持编写了《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以应广大工农兵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的急需。 杨荣国同志多年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焕发了革命青春，更加斗志昂扬地投入了为革命著书的战斗。在他的主持下，编著者们一边参加批林整风，一边开门写书，走群众路线，广泛征求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的意见，反复修改然后定稿。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不久就迎来了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本书为工农兵批判孔孟之道提供了帮助，深受他们的欢迎。在运动中，以工农兵为主力，深入持久地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安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开展了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群众性的大学习，大批判。在工农兵中涌现了大批理论骨干，他们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从中提出了不少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新问题、新看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的革命。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杨荣国同志坚持继续革命，克服年老和患病的困难，在党领导下又投入主持修订本 9 ==========第12页========== 书的战斗，编著者们继续贯彻走开门编书的道路，认真吸敢工农兵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研究成果和新鲜经验，进行了精心的钻研和修订，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出版了本书的第二版(即“修订本”)，以新的战斗姿态同广大读者见面。 从以上本书的编写和修订的情况来看，它的确是战斗的产物，又是战斗的工具。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总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殷周时起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干多年间，我国历史发展上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各个阶段中的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作了简明扼要，比较通俗的论述。全书贯串着两条政治路线和两条哲学路线的密切联系及其相互斗争的线素索，突出了哲学上两军对战中反孔和尊孔的政治内容，充满着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战斗精神。广大工农兵说：这本书是批孔的好教材，也是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好响导。 在这里，就我们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的体会，谈谈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给劳动人民在哲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作出了初步的贡献。 封资修长期垄断下的中国哲学史旧体系，根本上一笔抹煞劳动人民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连篇累牍充斥着剥削阶级哲学家们的传记和言论，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统 10 ==========第13页========== 统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的历史的大颠倒。 “修订本”指出：“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劳动人民总是站在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前列。”（第二页）。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们首先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天命论，他们“不知天命而不畏”，掀起武装起义，藐视奴隶主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命，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农民阶级接过奴隶起义的革命火种，把反天命的斗争不断推向新的高潮。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战斗口号，在政治上把斗争矛头直指赵高把持下的秦朝反动统治，在哲学上则批驳奴隶主贵族的反动血统论和孔老二的天命论。东汉末年其中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黄天”打倒“苍天”，就是要变地主老爷之天为农民之天，中心思想是要“变”、要革命，这是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是对董仲舒所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北宋末南宋初，方腊起义军禁止拜神佛祭祖先，直斥封建剥翻压迫行为“安有是理”（意即“岂有此理”）。后来钟相、杨么起义则宣称只有“等贵贱，均贫富”才是“天理当然”，这些都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到清代爆发了我国历史最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高举“革故鼎新”的旗帜，提出“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体现了农民阶级的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奴隶阶级还是农民阶级的世界观，其政治内容都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他们是历史上批孔的主力军。从这方面看，任何剥削阶级的哲学理论都是望尘莫及、无可比拟的。 11 ==========第14页========== 第二、重新对中国哲学史上法家哲学路线作出科学的评价，这又是“修订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 中国哲学史的旧体系是一个尊儒反法的反动和反科学体系。在旧体系中，儒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被捧为中国哲学史的正统思想，构成一条又长又臭的黑线。它是历代剥削制度下的官方哲学，为一切倒退、复辟、卖国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而法家哲学路线在旧体系中却被歪曲、丑化、贬低，甚至被排斥在中国哲学史大门之外。秦皇、魏武、荀况、韩非、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等法家哲学家，无不遇到千古的骂名。“修订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指出：“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是历史上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儒法斗争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但总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则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法家要求革新和前进，因此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打破天命鬼神的迷信，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第二页）。本书的第一版对法家和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如荀况、韩非、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叶适、王廷相、李贽、王夫之、颜元、戴震、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都作了论述，对他们在反对儒家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中所发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给予历史的肯定评价，同时也指出它们的缺点和局限性。“修订”本还增补了桑弘羊、曹操、张居正、章炳麟的哲学思想，为我国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发展史增添了光彩的篇章。通过儒法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历史上的进步阶级要用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反动阶级也要用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一领域上的斗争是十分 12 ==========第15页========== 深刻和复杂的。同时又认识到，孔孟之道的反动哲学，尽管它被捧上统治地位，但始终处在劳动人民和进步势力的批判烈火之中，成为过街老鼠。因此，反孔斗争是中国哲学史上进步的革命的传统。 第三、本书对中国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发展形式，作出了科学的概括，既突出了历史阶段的特点，又阐明了哲学斗争合乎规律的发展。如殷周反天神和尊天神的斗争，春秋战国的反天命和尊天命的斗争，两汉的反谶纬和谶纬的斗争，魏晋南北朝的反玄学和玄学以及神灭论和神不灭论的斗争，唐代的“天人相分”和“天人相与”的斗争，宋元明几代的反理学和理学的斗争等等，“普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矛眉论》)，读者通过各个历史上哲学斗争的具体矛盾，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总线索及其具体形式和规律。 唯物主义在和唯心主义斗争中不断发展，这是哲学史的 一条规律，中国哲学史也是一样。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较为重要的学说，如荀况、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固然有着继承关系，但它们总是一步一步前进发展，这个发展是在对唯心论的斗争中才能达到的。例如，荀况批判了孔孟的天命论，写了著名的《天论》。到了唐代柳宗元的《天说》不是简单重复荀况的思想，而是在他的成就的基础上，对韩愈指出所谓“道”这个“天命”的变种进行批判，驳斥他认为天能赏功罚祸的谬论，从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天人相分思想。刘禹锡的《天论》，题目和荀况的文章相同，但他在对韩愈的谬论的批判中，论证了天（自然界）人（社会）各有自已的规律，两种规律各有不同的作用和特点，它们之间既互相区别这又互相作用， 13 ==========第16页========== 叫做“天人交相胜”，猜测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这就比荀况的《天论》提高了一步。 唯心主义也在和唯物主义作斗争中不断变换手法，采取新的花样，表现为新的形式。这又是一条规律。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自孔老二以来，大体上采取过三种不同的形态：孔丘和孟轲的唯心主义主要是天命论，它的特点是抬出天老爷来主宰一切，把奴隶制的剥削压迫秩序归于天命，即天老爷的命令。这在理论上比较粗糙，经不起问一个“为什么”。所以，经过奴隶起义的冲击，法家唯物主义也论证天是自然之天，并不决定人间的事情，从而拆了天老爷的台。这样，孔老二的天命论就濒于破产了。到了西汉后期，封建地主阶级开始走向反动，使它抛弃唯物主义而拿起唯心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由于孔老二的唯心主义天命论的名声已经很臭，很难原封不动地再拿出来骗人。于是董仲舒便挖空心思为它改头换面，梳装打扮一番。他把朴素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说加以歪曲，说什么阴阳是天的意志，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又说由五行产生的四季不同的气候，是天的感情的流露，所谓“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总之，把自然之天讲成是有意志有感情的既神秘又伟大的一种力量，一个活灵活现的人格神。于是进一步说天有目的地创造世界和安排人间的秩序，地下的封建王权就是上天有意志有目的地规定下来的，为“王权神授”捏造哲学根据。并且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理论，为封建制度永恒化辩护。这样一来，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就以神学目的论的新花样抛了出来，比孔老二的天命论精巧得多、理论化得多了，欺骗性也更厉害了。西汉以后到唐代，经过几次农民革命战争的扫荡，也 14 ==========第17页========== 经过了唯物主义者如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批判，董仲舒那一套也声名狼藉，欺骗作用也不怎么有效了。宋代时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地主阶级日益腐朽和反动，它在哲学上又需要采取新的花样来替自己辩护，并用来钳制劳动人民的思想。于是唯心主义理学便被拾了出来。理学经过程顥，程颐二人的创始，到南宋朱熹手中便完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主要仍然是沿着孔老二以来的天命论唯心主义路线来加工，它把天神的“天”披上一件哲学外衣，叫做“理”或“天理”，胡说什么“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很清楚，这个叫做“理”的东西不就是一个创世主么？不过理学家回避了上帝、天神的名称罢了，实质上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同时，理学的反动性是十分露骨的。朱熹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即是说，封建的三纲五常是先天就有的，三纲五常就是“天理”，谁也不能反对，想反对也反对不了，所以理学的目的完全是为腐朽的大地主阶级反动政权服务的，自宋代以来它一直被封为官方哲学，这便毫不奇怪了。 可见，孔孟之道在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斗争中很善变、很狡猾，比白骨精的花样还要多。但是，尽管变来变去，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哲学实质始终一样，即都是反科学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总之，读了这本书，使我们对中国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及其规律得到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使我们认识到，反孔和尊孔的斗争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相互斗争的主要政治内容。 15 ==========第18页========== (三)古为今用，把批判孔孟之道和 批判修正主义結合起来 《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序言指出：“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改，其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用儒家的反动思想来纂改马克思主义，为其复辟阴谋大造反草命舆论。所以，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批判修正主义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第八页） 读了这本书，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上反动的孔孟哲学，虽然本来是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但它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灭亡而销声暨迹，相反地，它总在以后各个反动阶级那里借尸还魂；而后来各个反动阶级，因为要搞倒退、复辟、卖国，也一定“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到历史垃圾堆里寻我到孔孟之道这个反动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这也是中国哲学史的一条规律。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都是尊孔派。反革命的敌人这样，反革命的叛徒也是这样。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和阳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孔孟之道的忠买信徒，都乞灵于孔孟之道的反动哲学，为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供理论根据。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也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哲学上也用反动的孔孟之 18 ==========第19页========== 道来篡改马克思主义，为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因此，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必须坚持把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把批判孔孟之道同批判修正主义结合起来，深挖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揭穿和批判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古代思想史》简介 杨荣国同志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开始写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孔孟之道是国民党法西斯专改的思想武器。在此情况下，作者敢于把孔丘这个所谓“圣人”拉上历史的审判台，宣布孔丘是杀少正卯的凶手，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这种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写成于一九四八年底，-一九五二年初版，后经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修改，一九七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由于这本书批孔旗帜鲜明，文字通俗易懂，二十几年来 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本书对于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历史上儒法两家斗争情况，认清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面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荣国同志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与其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的主题思想是一致的。在这本书中，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以当时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为中心，详细介绍了我国古代殷 17 ==========第20页========== 周奴隶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揭露了这一时期思想战线上这场大论战的阶级实质；批判了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复古倒退的孔孟之道，并对这一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和进步思想给予了历史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的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奴隶制度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濒于崩溃，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就形成了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出现了一个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当时社会正处于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大转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异常激烈，所以不管文化思想战线上有多少家，多少派，就其政治实质来说，不是主张或拥护向封建制变革前进，就是要顽固地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其中儒法两家的斗争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两种社会制度的大搏斗，所以我们抓住了儒法斗争，也就抓住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政治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春秋末期出现的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代表的是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属于保守的”，“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 孔老二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继承殷周的天命思想，打出“尊天”、“法古”两面破旗，鼓吹“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天命论思想，提出“孝悌为仁之本”，“克已复礼为仁”的反动政治纲领，顽固地为腐朽的奴隶制度作辩护。他不仅公开叫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 18 ==========第21页========== 乎”。（谁使用我，我就要恢复周朝奴隶制的那一套）。而且疯狂地对新兴势力进行打击，他堕三都，杀鲁国著名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并极力地反对当时的晋国铸刑鼎，可见，孔丘的政治主张是守旧落后，反动的。 孔丘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孔子对“仁”作了系统的发挥，给“仁”规定了许多内容：孝、悌、忠、恕、正名、礼、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内，而其中“孝”和“悌”是“仁”的根本。他认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这样就可以巩固氏族奴隶主贵族政权，挽回种族统治的衰亡。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步地在各个诸侯国家建立起来，奴隶主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当时，没落奴隶主阶级为挽救他们的灭顶之实，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子思、孟子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对于子思，作者指出：“他的思想是因时代的变化而把孔丘思想发展得更反动”。他所提出的“存诚尽性”是为奴隶主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子思所说的“诚”的实质就是“善”，也就是认为奴隶制就是善，应该万古不变，人们应存诚而尽性，若到了“至诚”的境地，即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至诚”。“至诚”便可以通“天”，“诚”与“天”合二为-一。 孟轲继承孔丘的衣钵，提出了一整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他的主张是，守旧术，不知世务一与时代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孟轲不仅以各种形 19 ==========第22页========== 式宣扬天命论思想，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还进一步发挥了孔丘的“仁”的反动思想，提出了“五道”，“仁政”的复古理论，企图借以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和恢复奴隶制。 先秦时代，还有以老聃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老子、庄子的“全性保真”、“自然无为”的消极无为思想是奴隶主阶级没落思想的反映。但由于当时社会处于激烈变草之中，这就使老子对事物的对立矛盾有所认识，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因素。“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以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些都是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这里，老子把“有”与“无”、“难”与“易”、“祸”与“福”等矛盾着的对立面看作是互相依存又相互转化的关系，这种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出现在两干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是值得你道的，但老子的辩证法观点是很不彻底的。“他虽知道社会诸矛盾的存在，但不是从斗争中以求得矛盾的解决，而是采取一种消极退让的办法，所谓6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所谓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正是当时没落阶级思想意识之具体表现。” 本书还对名家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关于名家的评介问题，作者在其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看法，我们建议读者参阅该书的有关章节。 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内，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就是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作者在书中对他们给予了历史的肯定。 作者指出：荀子“所处的时代，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战国 0 ==========第23页========== 未叶，商鞅变法以后，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色，适应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荀子在总结先秦尊天命与反天命思想的斗争中进一步批判了天命论，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天命面用之”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对社会变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荀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对儒家正宗的思孟学派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针对孔孟的“天人合一”的谬论，提出了“天入相分”、“人定胜天”的进步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针对孔孟的“法先王”的反动观点，提出“法后王”的主张；指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是“断长续短”的法度；针对孟轲先验论“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强调后天的教育，为法家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荀子还提出重新规定人们的财产占有关系和等级地位以及富国强兵等主张，这些都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法家的思想，特别强调了封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他非命而尚强力，非礼治而主张法治，重功利，他的这一套理论是直接地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服务的。作者指出：“他不但反对传统的礼治而倡言法治，且从时代来说，他还是那时代的法学的集大成者。” 作者在：书中还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墨家学派给予了历更的分析与评价。 当时在思想战线上坚决反对儒家学派的还有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墨翟“出身于贱民阶级”，“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不仅与当时的上层人物有所接触，而且甘愿与下层社会为伍”。墨翟批判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抨 21 ==========第24页========== 击“世卿世禄”制，针锋相对地提出“兼爱”、“尚贤”等政治主张，他不仅提出了“名以实取”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还提出了认识事物的著名“三表法”（即有“本”，有“原”，有“用”，也就是说，可靠的认识一要根据前人的经验，二要考察众人耳闻目见的情况，三要看对国家人民是否有利)，他把“百姓耳目之实”看作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与依据，可见，墨翟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作者也指出了“三表法”的缺点。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斗争的历史事实，十分清楚地证明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这本著作就是要通过各家各派的思想斗争来指示出它的阶级斗争实质及其规律性。当前，我们正是要通过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表象来揭露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根源，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对此，这本书将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与教益。 还有《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作者冯天瑜）、《论孔丘》(作者冯友兰)两本书，对于孔老二的反动政治观点、反动哲学观点和反动教育思想都作了分析和批判，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孔学的秕糠及其反动性，也有较大帮助。该两书篇幅不算很大，读起来方便，这里的介绍就从略了。 22 ==========第25页========== 一、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斗争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一221年）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急剧变革时期。当时，奴隶制已经极端腐朽，奴隶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冲击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也起来向奴隶主夺权，奴隶制终于为封建制所取代。在这大变革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异常尖锐而复杂。 (一)奴隶起义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动了社会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我国古代夏、商、周属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下，奴隶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受尽剥削压榨。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王国，就是建筑在奴隶的白骨堆上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春秋战国时期，奴隶起义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 如公元前550年，陈国筑城奴隶和庶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杀掉了任意屠杀奴隶的奴隶主庆虎、庆寅。在卫国，手工业奴隶起义，包围了卫庄公的王宫，惊慌失措的卫庄公邀墙而逃，跌断了大腿。几年后，奴隶再次起义，又赶跑了卫侯辄。公元前654年，郑国贵族子孔专横残暴，也被国人杀了。甚至奴隶主统治的心脏地区也发生了起义，公元前620年，周王室的手工业奴隶起来造反，他们手拿武器或工具，同王军 23 ==========第26页========== 反复搏斗，一度把周天子都赶跑了。 除了这些暴动事件外，奴隶们还成批逃走，有的相聚于山泽林薮之中，有的到处流动，与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武装斗争。 在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史书记载他有“从卒九干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柳下跖还深刻批判了奴隶制代言人孔丘。在当时，这场奴隶起义震撼了整个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奴隶起义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而使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发生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二)封毽生产关系的出现、发屣和地主阶级的夺 权斗争 在奴隶制下，主要生产资料一一土地，为奴隶主王室所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奴隶被赶到井田（公田）上实行集体耕作。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逐步推广，同时，牛耕也逐步普及，加上生产技术的改革和一些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的出现，井田制这种既残酷又落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成为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这时，有的奴隶主招徕逃亡的奴隶，开垦荒地，成为“私田”，后来发展为采取租佃方式，把土地租给逃亡的耕奴进行生产，逐步形成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且由于私田数量不断增加，有的诸侯国不得不明令承认土地私有权，如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向私田征税，使地主私有士地合法化。同时，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了，这是当时的一大变革。 24 ==========第27页========== 这一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动。有的大贵族没落为庶民甚至奴隶；新兴的地主阶级则“不胜其富”，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农民成为新的被剥削阶级。原来奴隶制社会的自由民也分化了，有的成为自耕农，有的独立经营手工业，他们居于小私有者兼小生产者的地位。在土地转向私有化的同时，私营工商业如煮盐业、冶铁业、漆器业等也跟着兴起，这些私营工商业的人成了“富商巨贾”。他们多是以前管理工商业奴隶的工正、市正、贾正等奴隶主贵族分子，他们是顽固维护奴隶制的。 但是，新的封建经济的发展，势必受到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奴隶主贵族也利用手中尚有的权力进行疯狂的抵抗。为了使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与巩固，在奴隶起义和劳动人民斗争的基础上，当时唯一能够提出封建的政治纲领的地主阶级，领导了一场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斗争。 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级以革命的暴力，陆续在一些诸侯国夺取了政权，如“田氏代齐”与“三家分晋”就是其中典型的事件。齐国原来掌权的是姓姜的奴隶主贵族，到了公元前475年左右，田常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了齐国十多家旧贵族，建立起地主阶级的政权。在晋国，新旧势力也进行了反复的搏斗，最后，赵、魏、韩三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取代了原来晋国的奴隶主统治，在公元前403年正式分成三个封建诸侯国。 战国时湖，地主阶级还通过变法来确立封建制度，如李锂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申不害在韩国，最有代表性的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商鞅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废井田，开 25 ==========第28页========== 阡陌，废除世卿世禄和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还主张“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等等，都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生产力得到解放，生产迅速发展，地主阶级的政治蒸蒸日上，成为发动统 一战争的强大基地。 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斗争是异常尖锐激烈的，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失败，如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残酷杀害了商鞅。当时，前进与倒退，变革与反变革，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殊死斗争，贯穿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整个历史过程。由于商鞅的变法比较彻底，后来秦国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商鞅的法家路线，因而到秦始皇时，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事业。 (三)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与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相适应，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样是尖锐复杂的，各阶级的思想代表总要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针对阶级斗争所提出来的问题，各作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回答，并且企图从哲学上来加以论证。各种思潮、各种学派纷纷出现，都来争夺意识形态这个极为重要的阵地，于是形成了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阶级斗争的实际来看当时的“九流十家”，主要有两家，一个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另一个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争论的中心只有一个：是复辟奴隶制还是拥护封建制？表现在哲学问题上，法家和儒家的斗争则是围绕着尊天命还是反天命、主张无神论说还是有神论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 26 ==========第29页========== 与唯心主义天命论相对立的还有奴隶们冲击天命的思想。奴隶阶级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必然会有自已的哲学思想。我们应该给奴隶哲学以应有的地位。 下面，我们就综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斗争。 二、不信天命干革命 一一奴乘起义領袖柳下跖世界观的特点 春秋末年，由于奴隶制腐朽到了极点，奴隶阶级到处掀起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武装暴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造就了一批奴隶阶级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为了争取奴隶阶级的解放，柳下跖组织和领导了九千多人的奴隶起义。向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猛热地进攻。奴隶们的革命，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这就是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奴隶制，建立一个“耕而食，织而衣”的理想社会。 柳下跖不仅在政治斗争中，对奴隶制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为奴隶们创造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扫荡孔学的思想斗争中，表达了奴隶阶级的世界观。 (一)“不知鬼事”“不祭先祖”的反天命思想。奴隶制的代言人孔丘把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奴隶主阶级的头子，吹捧成受命于天的“圣人”，吓唬奴隶们要安于天命，不准起来反抗。柳下跖要带领奴隶们起来造反，必须向天命论猛烈开火。 首先，柳下跖认为天地的存在是无穷无尽的，这也就是 27 ==========第30页========== 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整个宇宙是无始无终，是不能被创造被消灭的。实际上这是否定了上帝创世说，肯定了天地的物质性。此外，他还用事实戳穿了天命论这个骗局。他说，尧和舜不是得到了上天授予的天下吗？为什么他们的子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呢？商汤和周武也曾号称是老天爷的儿子，但他们的后代都走上了灭亡的道路，维护他们的老天爷在哪里呢？奴隶主的统治不是上天安排的，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基于这种认识，柳下跖对孔丘鼓吹的一套天命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想，表示了极其坚定的批判态度，当孔老二要他解散起义队伍，回乡祭祀祖宗的时候，柳下跖断然拒绝说，你对我讲的那些信天命，敬祖宗之类的鬼神之事，我根本不接受！对天命论进行公开挑战。 柳下跖不仅深入宣传反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在起义军内部坚快禁止信鬼神、敬祖宗之类的迷信活动，教育大家要不信天命干革命。这些革命思想，对于砸烂套在奴隶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动广大奴隶起来造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二)从实际出发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柳下跖的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思想，表现在他能按照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去制定起义军的战略、战术。 怎样决定起义队伍在军事上的行动？柳下跖提出了一个“知时，智也”的命题。所谓“时”就是时势，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分析、认识客观情况的过程，要使主观符合客观。主观反映了客观，“知时”了，就是“智”，即有了正确的思想了。柳下跖把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作为军事部署的思想基础，表明他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28 ==========第31页========== (三)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补素辩证法思想。 柳下跖认为，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远古时候禽兽多而人口少，于是人们就在树上搭起窝巢来居住，叫做“有巢氏之民”。后来，人们知道烤火取暖，所以是“知生之民”。到了神农时代，人们还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没有剥削压迫。可是，后来的黄帝不能保持这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尧舜以后，设置了许多官僚。后来的商汤和周武，更是干尽了坏事。此后就出现了人压迫人、人剥削入的黑暗年代。那些家伙虽然横行一时，但他们都绝子灭孙，反动的统治不能继续下去了。柳下跖上面说的那段话，通过“有巢氏之世”、“知生之世”、“神农时代”、“皇帝时代”、“汤武时代”等不同社会情况分析，说明了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指出了剥潮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商汤、周武的“后世灭绝”，肯定奴隶制一定要灭亡。 正是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使柳下跖坚信奴隶制是可以被推翻的，他坚定不移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决心领导起义奴隶把骑在他们头上的“乱人之徒”彻底打翻在地。 (四)为奴隶阶级革命服务的道德观。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集中体现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因此，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 为了腐蚀人们的革命精神，孔老二把奴隶主阶级的道德作了一系列的归纳。他说，埋头苦读诗书典籍的，就接近于“智”；舍死拼命为奴隶主阶级效力的，接近于“仁”；知道奴隶主认为不道德的事就不去做，是接近于“勇”。又说： 29 ==========第32页========== “克已复礼”就是“仁”。他还认为，只有不象奴隶那样争取自己切身的利益，才是君子所特有的“义”。显然，孔老 二提出的这些道德标准，就是要人们按照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行动，以便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 对此，柳下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根据奴隶起义的斗争实践，对勇、义、智、仁等道德规范作了全新的解释。他说：奴隶们在向奴隶主贵族进行战斗的时候，舍生忘死，冲锋在前，这是“勇”；队伍撤退，不怕危险，敢于殿后，这是义”，善于分析形势，掌握战机，这是“智”，缴获财物，分配均匀，这是“仁”。柳下跖把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暴力行动，用道德规范肯定了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提出的道德标准，是团结教育广大奴隶，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武器，是为奴隶革命服务的。 春秋战国时期，柳下跖领导广大奴隶进行了一场震撼山河的革命战争。他的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是指导奴隶革命的思想基础。历史表明，劳动人民在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社会的精神财富。 当然，和历史上其他伟大人物一样，柳下跖也不免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由于奴隶阶级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柳下跖的社会理想不可能在当时实现，他们起义的成果不能归本阶级所有，客观上只是造成封建社会产生的条件。同时，他们政治上被压迫，文化上被剥夺，加上受到当时科学水平的局限，使得柳下跖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去彻底战胜孔学，尽管如此，柳下跖不愧是顶天立地的人民英雄，而被反动派尊奉的孔老二，不过是 30 ==========第33页========== 被柳下跖批得哑口无言的小丑而已。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奥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这种斗争反映在哲学思想上，法家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武器，对儒家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为确立封建制大造革命舆论。 在这里，我们主要以孔丘、孟轲为儒家的代表，以荀况、韩非为法家的代表，扼要论述儒法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 (一)尊天命和反天命思想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是围绕着：天是什么？天有没有意志？天管得了人吗？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的。 孔孟的天命论讲的天是有意志的上帝，是可以主宰一切的、孔丘说，天虽然没有讲话，但世界都是依照他的意志行事，四时的流行运转，百物的发生成长都自有秩序，天何必讲话呢？他还认为，一种治国的大道理行得通行不通，全靠“天命”决定，人们是无可奈何的。儒家不仅讲天有意志，而且鼓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天授予的。，儒家所谓“天人合 一”，不过是把人“合”到天命之下，听天由命。孔老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们的一切都是由天注定的。孟轲进一步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人们只能服服贴贴来顺从天命。孟轲对天作了完全违反科学的反动的解释。 31 ==========第34页========== 与此相对立，法家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解释天。荀况首先抨击了天有意志这一反动说教。他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孔孟把日蚀、月蚀、星坠、木鸣等一些当时人们认为的怪异现象，硬说成是天意的表现。荀况指出，这一切不过是自然界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且，自然界的运动也有一定的规律，它不会因为尧这样的贤君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桀这样的暴君而消亡。这就是说，自然界合乎规律地经常运动着，与社会上的政治好坏无关。他还认为天不会因为人怕冷而取消了冬季，地也不会因人讨厌遥远而缩小了距离。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基础上，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要把自然（天）和社会（人）的特点和作用分辨清楚。他说，天是不能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因为只要努力生产而又节俭，天就不能使人贫，而生产荒废又奢侈，天也不能使人富。因此，人但不须畏天命，而且能够“制天命而用之”，也就是说人们掌握自然变化的必然趋势，就能够去利用它为自己服务。荀况在对儒家的天命论进行了一系列批驳后第一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 韩非也用“道”和“理”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说明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物质世界。他说：“道”是构成万事万物的总根据，“理”是形成各种事物的总规律。这同样是坚持了从自然界本来面目来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荀况、韩非敢于否定老天爷的存在，而孔孟则死抱住天命论不放呢？因为，孔孟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是和其“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把天说得至高无上，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天命的体现者，无非就是要借“天”的权威，来帮助奴隶主阶级维护行 32 ==========第35页========== 将灭亡的奴隶制，并用这个有意志的“天”来吓唬奴隶们和地主阶级要安于天命，不得起来造反。孔老二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就是使出欺骗和恐吓的手段。而荀况、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要论证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合理性，自然不相信有什么天授的权利，这是儒法两家尊天命和反天命对立斗争的根本原因。 荀况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肯定人要做天的主人，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但他的话同我们所说的“人定胜天”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他心目中的“人”不过是指新兴地主阶级。我们讲的“人定胜天”是指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劳动人民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荀况的思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物质力量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是地主阶级的“君子”。在这方面，他仍然陷入英雄史观的剥削阶级偏见。 (二)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两条认识 路线的斗争。 人的认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还是人头脑里固有的良知良能？这是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 孔丘认为，有一种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这些人的知识先于经验，先于实践，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这种“生而知之”的“上等人”，“圣人”。 孟轲认为人生下来就有“良知”、“良能”，即不通过后天学习，也无须接触外界事物就具有的先验的知识和才 33 ==========第36页========== 能，并说这种才能是“天降”的，在认识论上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 荀况则认为人的知识是后天才有的。他分析了人的知识形成的过程，即先由耳、眼、口、鼻、身这些感觉器官，分别得到外界事物的感觉，然后由“心”加以思维检验而得到知识，这是一条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路线。 韩非发挥了荀况的思想，针对孔孟的“生而知之”，提出了要通过实际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的“参验”学说。他说，判断一匹马的好坏，不能单看其形状年龄，而要通过驾车奔走后才能决定，判断一把刀的利钝，不能光看其颜色光泽，而应当通过宰杀的考验。又说，大家都睡着了分不出谁是瞎子，大家不说话分不出谁是哑巴。但只要一进行视听活动，立刻就能辨出盲哑人来。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可以看到，荀况、韩非都是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去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但认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各阶级用以观察社会的依据，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孟宣扬“生而知之”、“良知良能”，为的是论证“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们把奴隶主贵族捧为“上智”，把广大劳动人民贬为“下愚”。这样，奴隶主阶级统治和劳动人民被统治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永远不能改变了。这正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政治目的之所在。 孟轲从唯心论先验论出发，还抛出了遗臭万年的天才史观，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就是说，历史上每隔五百年就会出现一个天才，担负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林彪也拾起了这一反动理论，鼓吹什么“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并把自己极力打扮成超天才，救世主，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34 ==========第37页========== 荀况拿积土为山、积水为海作比喻，认为人的知识是后天积累得来的，没有天生圣人，他还说：“途之人可以为禹”。这一方面剥下了奴隶主阶级的天才神圣外衣，另一方面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理论根据。韩非在认识论上重视实效，斥孔老二之流的儒家学者、游说之士、游侠、逃避服兵役的人、工商业剥削者等为社会的“五蠹”一五种蛀虫，狠狠地批判了儒家和奴隶主的头面人物。这是为当时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制造舆论。 、当时，孔丘还抛出了荒谬透顶的“正名论”。所谓“正名”，是“存名正实”，就是要用旧的名分来规定新的现实，即要改变了的事实来服从不变的名分。 在孔丘看来，名分是最重要的，如当时臣杀君、子杀父的现象很多。新兴地主阶级夺奴隶主阶级的权，奴隶造奴隶主的反，如果不把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份说成是先验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秩序，奴隶制的天下就无法维持。孔丘提出“正名”，目的就是为了挽救奴隶制面临覆灭的命运。 名实关系，按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孔丘主张“存名正实”，用主观观念规定客观存在，其实就是认为“名”是第一性，而“实”是第 二性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和孔丘“存名正实”相对立，荀况主张“制名”必须“指实”，客观上的“实”发生了变化，“名”就要随之而变化，在政治上就是要用封建制的新事物打破奴隶制的传统观念，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扫除障碍。这种肯定“实”是第 一性，“名”是第二性，以变革中的社会现实来规定人们观念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中，起了 35 ==========第38页========== 推动作用。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荀况虽然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他看不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因而不可能真正掌握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韩非虽然提出了光辉的“参验”思想，但他却认为“民智不足用”，认识事物只能靠地主阶级的“贤智”，表现了他的剥削阶级偏见，最终也要陷入唯心主义。 (三)补素辩证的矛盾观点与形而上学的中庸之道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抛出了一种调和矛盾，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理论，叫“中庸之道”。 孔丘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又说，“过”就等于“不及”，都要不得，要把握住“中”。 从哲学上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要永远保特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按照中庸之道，事情如果超过了旧质的一定限度（过），或达不到一定的限度（不及），都应该无条件地加以反对，都要纠偏，只有“中”是最好的，因为把握住这个“中”，就不会走向极端，旧质的稳定性就不会受到破坏了。由于“新除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旧质的相对稳定性必然被破坏，旧质为新质所代替。中庸之道却把旧质的稳定性绝对化了，完全否定事物的质变，否定旧质向新质的飞跃。中庸之道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观点。 当时，与此相对立的是法家的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点。韩非的矛盾观点是比较鲜明的。他说过：“冰和炭不能在同 一个器具里存放过久；寒暑不能同时到来；各家学派针锋相对，没有调和余地；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斗争，恨不得你吃掉 36 ==========第39页========== 我，我吃掉你。这说明他看到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中存在着矛盾。韩非还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这说明他看出自然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韩非还进一步指出了矛盾转化的条件。他说，木虽然给蠹虫蛀坏了，但不刮大风，它还不会折断；墙虽然裂缝了，但不下大雨，它还不会崩坏。这些都表明他用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点来反对形而上学的中庸之道。 朴素辩证的矛盾观点和形而上学的中庸之道的斗争，是以当时的政治斗争为背景，并直接为这一斗争服务的。 孔丘讲“礼”是“中”的规定，这说明他的“中”，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周礼。他宣扬中庸之道要“立于礼”，不允许对周礼有一丝一毫的偏离。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反对社会变革的复辟之道。 当时，孔丘面对着的是一个奴隶制“礼崩乐坏”的残局，奴隶们不断起来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一天天发展起来。使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这使孔老二不得不承认：“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这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孔丘挖空心思地抛出中庸之道的反动说教去禁锢人们的头脑，妄想调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熄灭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以达到恢复奴隶制秩序，维护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目的。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把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点运用到政治上，他面对天下大乱，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进行生死搏斗的形势，明确提出：“当今争于气力”。认为在那个时代，要用暴力解决问题。这对于逐步壮大正在集结力量起 37 ==========第40页========== 来夺权的地主阶级有着很大的鼓动作用。同时，韩非还强调矛盾转化的条件，他看到，旧势力和旧制度是不会自己垮台的，只有用地主阶级的暴力才能摧毁腐朽没落的奴隶制。 必须看到，法家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作出科学的概括，更不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 (四)法家的进化史观和儒家的倒退史观之间的 对立。 一般地说，反动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总是认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甚至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进步的阶级则要求变革旧制度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历史进化的观点。这也是形而上学的和辩证法的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老二主张“信而好古”，把奴隶制吹得天花乱坠，连睡觉也要梦见周公才舒服。什么都要照搬古代的一切，连酒杯的模样与西周时稍有改变都无限哀叹。二老板孟轲更是认为社会历史如果有变化，只能越变越糟糕。他炮制了一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说什么春秋时的五霸是夏、商、周三王的“罪人”，战国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而起来革命的大夫，又是诸侯的“罪人”。在孟轲眼里，历史是一代不如一代。 钋对复古迷孔孟的倒退观点，韩非用大量事实来说明“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他指出，作为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不需要遵守古法，也不要墨守成规。时势变了，事情就要跟着变化；情况 38 ==========第41页========== 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他还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其内容虽然不够科学，但认为历史是 一代胜过一代。 儒家把“信而好古”作为座右铭，在政治上就必然搞“礼治”，主张“法先王”。法家坚持“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在政治上必然搞“法治”，主张“法后王”。这是儒法两种对立的历史观斗争的焦点。 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向鼓吹法先王的儒家提出了质问，他说：历代施行的办法不同，该效法哪一个时代的先王呢？过去的帝王们都并不重复过去的道路，该依照哪一个帝王的道路呢？荀况也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法先王”观点，他考察了确立地主阶级法治后的秦国。他说，论威力，秦国比商汤、周武王统治时的国家强，论国土，秦国比虞舜、夏禹统治时的国家大。他得出了历代“圣王”的业绩以后王最好的结论。因此，他提出“法后王”，就是要效法像当时秦国那样的新兴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韩非继承和发挥了荀况的法后王思想，他特别强调厚今薄古，用历史发展的观点论证了封建制的合理性，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还勇敢地高举地主阶级“新圣”的旗帜，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在脚下。在《五蠹》篇中，韩非讲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复古派要用古代先王的统治办法来统治当代的人民，就好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 以荀、韩为代表的法家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可说是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更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的历史观说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 39 ==========第42页========== 我们知道，回顾历史上的哲学斗争，为的是从中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我们讲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斗争，联系我们党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之流，无一不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们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守旧，反对革新；主张倒：退，反对前进，极力推行“克己礼复”的反革命路线，企图开历史的倒车。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一个顽固而疯狂的复辟派，他重新工作不久，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面对“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邓小平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效法孔老二，'也要搞“正名”。 在邓小平眼里，搞了教育革命，学校不象学校了，因为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一统天下。大学生也不象“大学生”了，因为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的“上、管、改”，他们肩负阶级重托，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与邓小平心目中那些为个人名利去爬小宝塔的“大学生”是多么格格不入。 在邓小平眼里，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从工农兵选拔学生，老中青三结合，赤脚医生，革命样板戏等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些改变了的事实，都不能符合他心目中既定的“名”， 40 ==========第43页========== 因而他要搞“正名”，要“扭”，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上台，重新统治学校。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要起用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大刮业务台风，要恢复十七年。一句话，就是要以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之“名”，去正社会主义之“实”，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扭”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邓小平从来不抓阶级斗争，他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代替资本主义腐朽的旧事物，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极“左”。这都是从孔孟的中庸之道那里寻找理论根据的。同时，邓小平还否认事物矛盾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的分别，运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同起来，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一切都说明邓小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对于揭露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和思想根源，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和批判孔孟哲学结合起来，从思想根源上把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把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41 ==========第44页========== 两汉时期阶级斗争的状况 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讲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先把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简单介绍一下。 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这是历史的进步，是秦始皇的不朽功绩。但是，奴隶主复辟势力还严重存在，奴隶制复辟的危险威胁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去世后，潜伏在秦政权机构内部的野心家赵高篡权，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程度日益加深，租税越来越重，被强迫去当兵或服劳役没有止境，不得不起来反抗。因而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 秦朝灭亡后，当过秦朝小吏的刘邦和旧贵族出身的项羽展开了统一与分裂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进步势力的法家路线推行者刘邦获得了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两时期包括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8年）和刘秀建立的东汉（公元25一一220年)。两汉政权统治共延续了四百年之久。 两汉所处的四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封建中央集权制战胜奴隶主的分封制，为建立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打下一个稳固基础的时期，是地主阶级从朝气蓬勃的真老虎开始逐渐向腐朽没落的纸老虎转化的时期，是孔孟之道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反动地主阶级统 42 ==========第45页========== 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的时期。四百多年间，爆发了三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在农民战争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英雄的劳动人民在生产上科学技术上有很多发明创造，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的景象。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地主阶级反复辟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推动了哲学、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儒法两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两汉时期儒法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看。汉初，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是真老虎，是反对奴隶制复辟的进步力量，他们的意识形态一般来说是法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汉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将孔丘天命思想经过加工重新抬了出来。但是，汉武帝在政治上基本上还是推行法家路线的。此后，随着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奴隶制复辟的威胁逐步消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豪强地主势力与旧双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合流，形成世家豪族统治集团，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使农民纷纷破产，流离失所。地主阶级开始逐渐向纸老虎转化。世家豪族统治集团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力量，他们需要儒家思想来欺骗人民，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从汉元帝开始，·汉中央政权从尊法反儒走向尊儒反法，孔孟之道从没落奴隶主意识形态转化成为为反动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法家思想则由一部分反对保守、要求继续前进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继承和发展着。正如毛主席说的：“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儒法两家哲学在汉代中后期以前是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不同阶 43 ==========第46页========== 级的主义，在此后则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不同派别的主义。这就是汉代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概况。 二、两汉时期劳动人民的哲学思想 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劳动人民的哲学思想摆在很突出的地位，把过去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了，这是一个重要成果。 两汉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的起义和斗争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历史证明：劳动人民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孔孟之道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口号和革命实践，有力地打击了孔孟之道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简明中国哲学史》把两汉农民的哲学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的反天命思想。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在发动革命时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统治阶级的王侯将相真的是上帝布下的种子吗？我们知道，历来的统治者都把他们的统治地位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孔老二就曾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陈胜的口号与他针锋相对，是对孔老二的有力批判。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第八代孙子孔鲋为了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搬出他的老祖宗那套唯心主义说教，叫嚷祸福吉凶，“大者在天”，要陈胜“修人利以应天祥”，反对任命农民队伍 44 ==========第47页========== 的将军掌大权，主张立六国旧贵族的后代，胡说这样做天才会给陈胜降福，这就是宣扬天生的血统高贵论。林彪吹捧他的儿子也是这套理论。陈胜痛斥孔鲋的反动观点，坚决指出：“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在群众的拥戴下建立了农民自已的政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反动“天命论”以无情的批判。 第二、农民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汉代的董仲舒鼓吹“君权神授”，胡说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看来，统治阶级的地位是上天给予的，剥削制度是变不得的，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想。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领袖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说，代表统治阶级的苍天已经完蛋了，劳动人民要起来造反，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是劳动人民要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口号，从哲学上讲，他们主张“变”，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农民的这一光辉思想，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与陈胜起义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农民领袖们在斗争实践看到，过去奴隶主不是也自称受命于天，永不变化吗？可是，他们终究被推翻了。这就可见，自称受命于天的地主贵族的统治，也不是永恒的，也是可以被推翻的。这一“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自己的天的光辉思想，成为发动人民投入战斗的锐利武器，也是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 第三、农民的平等思想。 农民的平等思想是农民阶级思想的核心内容。黄巾军以“太平”为口号，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45 ==========第48页========== 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都突出“公”字和“平”字，把平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首先，农民主张经济平等，反对人剥削人的不平等制度。他们的理论根据是认为“天生人，幸使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就是说，天地的交合变化产生人类，每个人都生而有体力的，应该自已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丰衣足食。这里，农民一方面是把人人劳动当作天地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是把劳动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以为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劳动者的关系，应该在劳动基础上实现平等。这是对儒家反动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批判，儒家胡说封建等级统治那套来自神秘的天，有精神、有意志的天是社会的支配者，这是颠倒的世界观。农民阶级把生产劳动摆在首位，尽管还是离开社会生产关系来谈的，但是，接触到了社会物质基础的问题，是很有光辉的。在政治上，则是对封建等级制及其法权的批判。 东汉末年在川北陕南一带建立的农民起义政权努力把经济平等思想付诸实现。他们在大路上“设义米”、“置义舍”，实行吃饭住宿不收钱。世家豪族的残酷剥削使许多农民变成“流民”，流离失所，农民政权对阶级兄弟采取这一措施与地主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团结斗争，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愿望。 其次，农民主张政治平等，反对人压迫人的封建统治。孔丘及其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把上层剥削者称为“大人”、“圣人”，要人民“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把下层人民污蔑为“小人”、“斗筲之性”，建立等级统治，建立庞大的专政机构来防止“小人”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军批判了儒家的反动思想，起义领袖之间互称“巨人”，平等对待，打 46 ==========第49页========== 破了旧国家的统治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力求使国家机器简单化，有的以原来乡村基层单位负责人的“三老”的名称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有的实行军事、政治、司法的合 一，不设官府，直接由各地起义的负责人（祭酒）把一切工作统管起来，反镇压人民的工具为保护农民自己利益的政权。这些，都体现了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进步理想和革命精神。 再其次，是农民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男尊女卑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对妇女的压迫体现着阶级的压迫。劳动农民把劳动看作社会的基础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必然把劳动妇女的解放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的母亲，妇女则是人类的母亲，卑贱妇女，就是卑贱自己的“真母”这是“天下失道”的表现，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农民起义军中，许多优秀的妇女成为重要将领，成为我国古代史上争取实现男女平等的杰出先例。 从这可见，两汉时期农民的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他们的社会平等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全集》第3卷217页)。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不单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有力地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污蔑人民群众的无耻谰言。当然，由于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这些思想不免带有空想的性质。他们的起义和斗争总是陷于失败。农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今天在我们党的英明领导下才能成为现实。 47 ==========第50页========== 三、桑弘羊反阴阳灾异说的唯物论思 想和明“时世之变”的进化史测 桑弘羊与反动儒生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肯定还是否定汉武帝刘彻时期推行的法家路线。其阶级基础，一方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另一方是代表旧贵族复辟势力。这是了解这一场哲学论战首先必须注意到的。 桑弘羊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十三岁就到长安宫庭里当 一名侍中，后来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当了御史大夫，帮助汉武帝推行法家政策。桑弘羊的哲学观点是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他在同当时的儒生们的斗争中，特别是在“盐铁会议”上，他坚持了法家的进步思想，用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和进化史观作为思想武器。对儒家从孔丘、孟轲以至黄仲舒之流的反动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粉碎了掌握军政大权的霍光所纠集的儒生们的围攻，勇敢地捍卫了法家的进步路线和政策。《简明中国哲学史》是从三个方面来谈他的哲学思想的。 第一、桑弘羊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对阴阳灾异说的批判。 我们知道，汉武帝的时期，曾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抗击匈奴侵略，对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场斗争对不对，好不好呢？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回答。汉武帝死后仅六年，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复辟派纠集一批腐儒，猖狂攻击和否定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为了寻找理论根据，腐儒们搬出孔丘、董仲舒那 48 ==========第51页========== 套破烂货，拼命宣扬天命论。他们胡说什么政治搞得好，“则阴阳调和，风雨及时，水旱不能忧”，“岁无凶年”；相反，如果政治搞不好，就会“阴阳不调”，“水旱不时”，“天报以祸”，从而出现“灾异之应”等等。又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呢？他们认为就是要实行德治，反对法治，当前最紧迫的，是“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即经济上取消盐铁官营，恢复井田制，政治上把权力归还奴隶主贵族。这就全面否定秦汉以来的法家路线，要把社会拉向倒退。唯心主义天命论完全是为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 桑弘羊并不被儒生们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他坚持法家“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思想，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进行坚决反击。他指出：水灾旱灾，饥荒和丰年是“天之所为”，是由于“阴阳之运”的缘故，与社会人事没有神秘的联系。桑弘羊所指的“天”是指自然界，“阴阳之运”是指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认为天是否风调雨顺，会不会出现水旱饥荒，都是自然现象。他还提出自然界各种运动现象和一些物质元素是无始无终的，不是什么神所创造的。这就有力驳斥了董伸舒之流所鼓吹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唯心主义谬论。 桑弘羊一方面指出天的自然本质，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人事方面主要依靠人的努力。他认为一个人要富裕，除了必须勤俭节约外，主要取决于人力。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取决于“力多”还是“力寡”。桑桑弘羊这一“天人相分”的唯物论思想是对先秦法家荀子、韩非唯物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为法家路线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第二、桑弘羊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 49 ==========第52页========== 桑弘羊重视亲身经历的感性知识，主张要“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要根据眼见耳闻来观察“近世”的事情；他们还主张统治者要多见多闻必须征求下属意见，不要个人主观武断。桑弘羊的这种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对当时儒家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认识论方面的唯心主义的有力批判。当时，腐儒们是怎样主张对付匈奴的武装侵扰的呢？腐儒们提出“武力不如文德”，叫嚷要“去武行文，废力尚德”，中国要消除外来的侵扰，只有用“仁义、道德”对付侵略者才行，这完全是脱离实际，主观主义的瞎说，在认识论上是先验论的表现。桑弘羊对这种不顾客观现实的瞎说和投降主义的谬论进行反击。他指出按腐儒的主张：以“仁义、道德”对付侵略者，必然会象大蠢猪宋襄公那样把国家断送。他说“虽有诚信之心，不知权变，危亡之道”。就是说，如果只凭主观上的一厢情愿，而不懂得客观实际上的变化，结果必然陷于灭亡。 桑弘羊还总结了汉初以来与匈奴奴隶主贵族斗争的经验来说明问题，指出汉初时与匈奴讲“和亲”，不但没有制止匈奴贵族的侵略，反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汉武帝实行抗击侵略者的路线，结果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桑弘羊用事实说明问题，在认识论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在政治上则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的投降卖国路线。 第三、桑弘羊明“时世之变”的进化史观及其对复古倒退论的批判。 由于桑弘羊比较重视从客观实际出发，所以也看到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对于自然现象，他认为阴阳的运化不仅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而且是“阴阳异类”，“水火不同器”，双方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斗争。他把四季的更迭，五行的消长，看成是“迭废迭兴”，即是一个不断有生有灭，有兴 50 ==========第53页========== 有废的自然过程，从而否认了儒生们安图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 桑弘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的腐儒们坚持董仲舒的所谓“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的形而上学不变论，胡说秦王朝的灭亡是因为变法而引起的。他们宣扬形而上学的反动历史观，为推行复辟倒退的改治路线服务。桑弘羊尖锐地揭露儒生们“死抱枯竹”（古书)，“死守空言”，无视“时世之变”，其罪恶目的就是要“道古以害今，”要改变汉初中央所推行的法家路线和政策。桑弘羊厚今薄古，指责那些反动儒生，只会“诵死人之语”，“坚据古文以应当世”，硬要搬用奴隶制的一套到现在来应用，这就象把辰星当成参星，颠倒了白天黑夜；用胶柱去调瑟，根本奏不出音乐来，这正是孔丘、孟轲四处碰壁、到处被逐的原因。在批判复古倒退论的同时，桑弘羊称赞厚今薄古的专家奏始皇焚书坑儒做得好，称赞商鞅“革法明教”，“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他明确提出了明“时世之变”、“异时各有所施”的进化史观。在当时来说，这是可贵的。 通过上面对桑弘羊哲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党派性，是他用以捍卫和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理论武器。由于桑弘羊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有局限性的。他看不起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农民起义领袖称为“叛逆”，而夸大一些所谓“名人”，“隐士”的个人作用，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偏见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一场大的政治变革运动过后，总要有一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运动的大辩论，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 54 ==========第54页========== 这一点。今天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更证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为代表的复辟势力，不能不遭到他们疯狂的咒骂。邓小平挂帅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安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但是，象以往一切倒行逆施的反动派一样，他们的阴谋是注定要破产的。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 四、王充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及其 对谶纬迷信的坚决斗争 王充反谶纬神学的斗争，中心问题是要保护世家豪族的特权利益，反对社会进步，还是要打破世家豪族的专制统治，推动社会继续发展。世家豪族集团鼓吹的谶纬神学的理论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是两汉的主要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自从汉代建立以后第一个跳出来公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向法家学说和路线进行猖狂进攻的儒家代表。他的世界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殷周的天命思想和孔丘、思孟学派“天人合一”观的发挥；他的思想核心是“君权神授”；他的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谶纬迷信是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哲学思想既是庞杂的，又是极为反动的。因此，被历代腐朽的反动的统治阶级奉为至宝，成为反动统治的宣传工具。 52 ==========第55页========== 与董仲舒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直接相对立、相斗争的是东汉的王充。王充（公元约27一100年)是东汉时期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一位战斗的无神论者， 一个公开批判儒家的杰出代表。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空前流行，谶纬神学的宗教迷信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别是东汉的刘秀（即光武皇帝）上台以后，“宣布图谶于天下”，谁反对谶纬迷信，被认定是“非圣无法”，给予治罪。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主持编出《白虎通义》，进一步把儒家的思想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就使董仲舒的“于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变为当时社会上的“圣经”和“法典”。面对这种形势，进步的人们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必须批判谶纬神学，开展哲学战线的大论战。 《简明中国哲学史》指出，王充同董仲舒一伙在哲学上的斗争，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反孔与尊孔的斗争 是反孔还是尊孔，这是革新前进与守旧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凡是搞复辟倒退的，都必然拾出儒家的老祖宗—一孔丘这具僵尸，借尸还魂。董仲舒这个儒生，在汉武帝即位后，借武帝举贤良对策之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禁止其他学派活动的建议，实质上就是拾出孔丘，把孔丘的思想作为“圣经”来独尊，并用它来统治人民。虽然当时的汉武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由于他的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需要，到了汉元帝时，董仲舒这个儒生的思想得到了实现。东汉以后，孔丘及其著作被神圣化，逐步拾到了吓人的境地。 63 ==========第56页========== 王充要求革新前进，勇敢地举起了反孔的旗帜。他公开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孔丘，对东汉独尊孔孟儒学的黑暗潮流，进行了勇敢的挑战。他把孔孟斥为鄙陋的“俗儒”、揭露他们鼓吹仁义道德说教的虚伪性。他指出反动儒生“好信师而是古”，迷信先师，崇拜复古，是非常荒唐的。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要敢于批判儒家先师，用事实去重新检验儒家理论的正确与否。王充的批判尽管局限在形式逻辑上，没有抓到路线的要害问题。但是，他敢于点名批孔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鼓舞了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对我们当前批判邓小平的尊孔复古倒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也是有益的借鉴。 第二、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神学目的论的 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结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董仲舒是怎样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呢？他是直言不讳地承认创世说的。他认为天就是神，而且是“百神之大君”。它有目的地安排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对入们的政治道德和生活行为都会产生报应，会赏善罚恶，真是活灵活现。 董仲舒为了说明“天人感应”，把阴阳与四时相配，把 54 ==========第57页========== 四个季节的自然变化和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都说成是“天”支配的，是“天”的爱、乐、严、哀的惑情变化所造成。金、木、水、火、土等东西则是天委派其各管一方的神。在这些神的主持下，一切事物之间都有相生相克的神秘联系。通过这样牵强附会，董仲舒就塑造出一个有意志的“天”来。 董伸舒把自然的天塑造为有意志的天来支配自然界，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天说成支配人事方面，才能沟通天人关系而达到“君权神授”这个目的。于是他又捏造了-一套天能支配人的谬论。在他看来，天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天子是由天老爷派下来统治人民的，天与人可以相互感应，因为天与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和感情。他还编造了一个“人副天数”说，说人的一切都是天给的，人性也是一样，并且还分有高低。什么“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而“性恶”的“小人”，即劳动人民侧是天生的蠢才，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董仲舒的这种“性三品”说，实质上就是孔丘的“上智”“下愚”论的翻版。 针对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王充提出了有力的批判，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天地之间充满的只不过是象云烟一样的“气”。为什么说天不是神呢？因为它没有口和眼，没有感觉欲望，'也没有什么意志，怎么能支配和安排人事呢？可见，董仲舒的所谓天有意志的神学目的论是非常荒谬的。 王充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如雷电伤人，儒家认为是天怒。王充反驳道：“雷者，火也”。人被雷打死后，检查其身体，好象有火烧灼过的痕迹，尸体上也可以闻到烧焦的气味，这就充分地证明这一点。王充有力地揭露了 55 ==========第58页========== 董仲舒所鼓吹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充分暴露了地主阶级官方统治思想的虚伪性，打击了世家豪族的神权政治。 王充进一步驳斥“君权神授”论，打击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他从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出发，指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生成的。因此，“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王侯生而有异的神秘性在这里给王充戳穿了。而且，“君权神授”论逻辑上也说不通，如果天要行善政，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有德的人做国君，却让那些昏庸残暴的人来统治人民，他们把社会搞槽了，又才加以警告呢？可见“君权神授”论没有根据。这对需家是当头一捧，对自称“受于天”的“天马”林彪也是一记啊亮的耳光。 王充在斗争中还正确地阐明了人的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他指出，人由精气而生，死而精气灭，因此，“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这是光辉的无神论思想，挖掉了谶纬迷信的理论基础。王充认为，世人传说有鬼，完全是人的心理作用，是人思念存想而引起的，是人在疾病中心理变态的一种幻觉。这是从心理上说明有神论的根源。王充还看到宗教迷信思想有社会的根源，它往往是“衰世”时流行的，是“圣人”为了欺骗“愚者”而编造的。当然，王充还不可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王充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全面批判神学唯心主义，有利于人民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反映人民的若干利益，因此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补繁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 斗争 王充与董仲舒等儒家在认识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围 58 ==========第59页========== 绕着有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这个问题展开的。 董仲舒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鼓吹者，他说孔丘等人是一个“前知千载，后知万世”的“圣人”，有先验的才能，不问自晓，不学而知。神是现实世界的主宰者，神通过“生而知之”的圣人发号施令，制定“三纲五常”等各种规范，即名号。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圣人制定的名号，入们的行动，必须以名号的内涵为根据；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看与名号是不是相符合。这样，他把孔丘“正名”论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进一步发展了。从而也在认识论方面为他的“三纲五常”封建名教找到了理论根据。 王充在认识论上坚持了一条与董仲舒相反的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对董仲舒所鼓吹的“生而知之”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感觉和印象，而感觉和印象则是人们的肉体感官和外界事物相接触的产物，不管什么人，不学不知，不问不晓，都必须依靠感官认识外界事物。所以说，先验的知识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了进一步论证“圣人不能神而先鄉”，王充在他的著作《知实》篇中，列举了十六件事例：如孔丘和他的学生颜渊在匡国被匡人所围，几乎被杀，而他事先并不知道。充分的大量的事实说明孔丘并不能先知。王充认为，世界上凡是有血的生物，没有那一种是先知的。所谓“圣人”的知识也只不过是后天通过学和问得来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所谓“生而知之”1“神而先知”的先验论和天才论。不仅如此，王充还认为，圣人可以通过自己努力锻炼而成的，一个人只要坚持学习，可以由不知变知；而即使再聪明的人，“不学不问，不能自晓。”王充在这里虽然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是，他这一观点，是对孔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理论的尖 57 ==========第60页========== 锐批判。一十儿白多年前的王允，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刈自称“天才”、“上智”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辛辣的讽刺吗？ 第四、社会进化史观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 而上学思想的斗争。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还是永远不变的呢？ 董仲舒的社会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他为了制造封建统治永恒性的理论根据，抛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毛主席指出：他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毛泽东选集》第289页)。这是对董仲舒反动理论体系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董仲舒的形而上学观点，贯串着他整个思想体系。他虽然承认事物有矛盾，但把矛盾双方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如阴阳这对矛盾，阳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主导地位，而阴只能服从于阳，双方的地位是不能转化的。这是天意所规定。他把这种阴阳说附会到社会人事方面，说“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认为阳是产生万物的，阴是助长万物的，由此推论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三纲”思想，来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等级统治，欺骗人民群众。毛主席曾揭露指出：“这四种权力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23算)。我们要深入批林批孔，必须对董仲舒的反动思想给予彻底批判。 董仲舒既然认为剥削阶级的等级统治是永远不变的，可 58 ==========第61页========== 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却打破了他的迷梦，因此，他对社会的不断进步极为不满，高叫“今不如昔”，把秦汉之际的社会污蔑为“朽木粪墙”，与此同时，他抛出“奉天而法古”的反动路线，在经济上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放任世家豪族的剥削压迫；在政治上“节民以礼”，用儒家的礼治取代法家的法治。从这里可以看出，鼓吹“今不如昔”论是反动派的舆论准备，用复古倒退的路线取代革新前进的路线，则是他们的目的。古代如此，今天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也是如此。 与董仲舒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观相反，王充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他反对儒家的“尊古卑今”，针锋相对地提出“今胜于古”的观点。他嘲笑董仲舒这些“知古不知今”的儒生们，正如所谓“陆沉”那样，把自己淹没在洪水中而离开现实的世界。他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汉高于周”。他特别赞扬“秦汉之际，功奇行殊”，“秦汉之士，功行谲奇”。秦始皇、汉初中央许多法家政治家统一了中国，扩大了祖国的版图，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都是古代不可比拟的。王充的进化史观，成为他要求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理论武器。他批判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邓小平鼓吹“今不如昔”论的反动实质也有借鉴作用。但是，也应当指出，王充虽然有历史进化思想，却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认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这就使他对儒家的批判很不深刻。鉴于这一教训，我们无产阶级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时；必须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 从上面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王充对董仲舒的唯物主义和 58 ==========第62页========== 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我]可以看出：哲学斗争总是围绕着政治路线而展开的，为政治路线服务的。这两场斗争是两汉时期复辟与反复辟，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的表现。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很有借鉴作用。我们在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必须批判其反动的理论基础，深挖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样，才能使这场斗争不断深入下去，夺取更大的胜利，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阔步前进！ 60 ==========第63页========== 一、两宋时期的社会概况及阶级斗争 唐末黄巢大起义摧垮了唐王朝后，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五代十国”。公元九六○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公元960一1126年)，后因逃避金人（少数民族）进攻，高宗赵构跑到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公元1127一1279年）两宋政权共延续了三百一十多年。 经过唐末的农民大起义，“内库烧为锦锈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把旧的世家族势力从根本上打垮了。农民革命战争开创了新的历史条件，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努力下，使两宋的农业、手工业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又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如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三大发明 一一火药、罗盘针，印刷术，都是在北宋完成的。 宋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对自然界，对宇宙本体的探讨，有了新的认识，并促进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 一些法家代表人物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唯物主义观点，对于儒家反动的天命观和唯心主义自然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两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宋王朝为了镇压农民的起义，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了使官僚对皇帝尽忠，北宋政权采取了“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政策，允许大地主、大官僚广置田园，免除赋税，到北宋 61 ==========第64页========== 中期，这些少数官僚大地主就占全国可耕的土地面积百分之 七十以上，政府对人民的经济压榨更加严重了。据《宋史》记载，宋朝的主要税收比唐朝增加七倍。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往往是“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更加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由于宋代田赋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在大地主的疯狂兼并土地和残酷压迫下，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就更加突出。例如北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就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政治纲领，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迫切要求，标志着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侵犯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为了保护本身的利益，不得不奋起反抗，政治上要求变法图强，这就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反理学与理学的斗争。 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哲学斗争是为改治斗争服务的。两宋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尤其是农民革命风暴的不断冲击，使宋王朝的统治地位很不稳固。他们除了用残酷的暴力镇压农民外，还急需在思想方面加强统治，于是唯心主义“理学”就应运而生。 理学也叫道学。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是萌芽于唐中叶以后，韩愈是一个承先后的人物。韩愈在政治上主张保守，反对革新，哲学上主张客观唯心主义。他一方面 62 ==========第65页========== 坚持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道”这一精神实体，肯定封建伦理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导。到北宋经过程颐、再到南宋的朱熹，才构成一套完整的“理学”体系。 理学虽标榜为儒家的正宗，但从其思想渊源来说，其实是思孟学派以至汉代董仲舒神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和佛学的大杂烩。虽然如此，但已和原来公开的有神论不同。它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将原来的神学更加以哲学化了。 理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宋代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无论对自然界还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都不断加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愈来愈深入。原来粗糙的有神论已不是那么容易骗人了。但是官僚大地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形式来加强对农民思想的统治，“三纲五常”就被提到世界观的高度而称为“理”或“天理”。使“君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紧紧束缚着农民的四条绳索。 理学的义理心性，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反对理学的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反抗地主是阶级斗争的主线。所以从各次农民起义的行动和起义的政治纲领、战斗口号中，可以看出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封建等级的平等、平均思想。如北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明确想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方腊起义军提出的“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才是“天理当然”等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是相对立的。 除起义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理学作出针锋相对的批判外，出身地主阶级下层的法家思想家，如王安石、陈亮等 63 ==========第66页========== 人，在农民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他们根据了自然科学的成就，部分地反映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提出了一些唯物主议的观点，在若干方面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批判。 三、两宋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 两宋反对理学的斗争是来自革命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两个方面，下面简单来作一个介绍。 (一)革命农民对理学的批判和斗争 宋代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即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和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他们都曾经把矛头直指当时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一一理学。这种批判从三方面进行的： 1、坚决镇压理学的鼓吹者一-一反动儒生。 宋代起义农民不但镇压那些官僚地主，而且对那些反动儒生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方腊就曾经把反动儒生称之为“龌龊无耻之徒”，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也是这样，他们每攻下一州一府，就把那里的“文庙”、“神庙”一起捣毁，并把反动的官僚地主和儒生坚决镇压掉。农民的起义和草命战争，不仅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而且对于反动的理学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坚决否定和批判所谓“天理”。 宋代理学宣扬所谓“天理”，把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封建伦理规范说成是不可改变的定理。为了替地主阶级镇压人民找寻理论根据，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认为天理即天命之性，是最善的，天理就是三纲五 64 ==========第67页========== 常，因此人人都要遵守，但人的天命之性又受气质之性即人欲的影响。为了不产生物质欲望而违背天理，就必须存天理，去人欲，要劳动人民安于贫困地位，不要去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否则，就违反了“天理”。按照理学家的逻辑，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奥压才是符合“天理”。这就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对此，超义农民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小波、李顺、方腊、锺祖、杨么等农民起义队伍都是“无视君臣上下”反对“三纲五常”的。方腊更直接驳斥封建统治者说“安有是理”，就是说没有那样的理，所谓“天理”是骗人的。他提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主张要“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不分高低等级。他说，我们农民为什么受冻挨饿呢？是因为统治者剥削人民“清血”的原故。这和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是根本对立的。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哲学党性。 3、用“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批判理学的“富贵贫贱，自有定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宋代理学家宣扬“天有寒暑昼夜，物有生荣枯瘁，人有富贵贫贱”，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天理。”还说什么“等差有别，莫敢逾僭”，实际上这是汉儒藏仲舒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的翻版。对此，起义农民也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如王小波起义军把“均贫富”作为战斗的口号，方腊起义军把“法平等”作为起义的纲领。到锺相、杨么农民起义军更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是“天理当然”。这些都是对反动理学“富贵贫贱、自有定分”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革命农民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总之，劳动农民对理学的批判其特点是将理论的批判与 85 ==========第68页========== 实践的批判结合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这是农民阶级的哲学党性，是农民阶级革命本能的体现，较之历史上法家对儒家反动思想的批判深刻有力得多。 (二)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对理学的批判 宋代地主阶级内部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有两次大的斗争。 一次是北宋的王安石对二程理学的批判；一次是南宋的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批判。 1、北宋王安石新学对二程理学的批判 王安石（公元1021一1086年），江西临川人。在神宗(赵顼时期曾两次任宰相，·推行变法。他的新法反映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官僚地主司马光，程顓、程颜等旧党人物的反对。 二程是程顥（公元1032一1085年）；程颐（公元1033一1107年)两兄弟。他们改治上属于旧党，代表了封建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哲学上他们继承了孔孟和董仲舒的唯心主义体系，是反动理学的奠基人。王安石与二程的斗争在哲学上也表现为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王安石与二程都讲“道”与“器”，“理”与“气”翻译成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二程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程顥说，世界“元（原)来只此是道”。程颐说“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就是说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精神”。王安石与二程相反，他认为“道有本末，…本者出之自然，而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就是说精神是从自然的物质中产生的，所谓“道”就是事物产生变化的道理。他还说“五行， 66 ==========第69页========== 天（指自然）所以命万物者也。”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变化组成的，是物质的。 从这里就引出了两种相反的认识论。二程认为只要“闭门修养”在心上反省内求，就可以知道一切事物。所以程顥提出“以心知天”，说“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这就是说，认识世界万物根本用不着进行社会实践。圣人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自我修养到家了，何尝要去接触什么外界事物，那不是自找麻烦吗？程颐也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他和程頗说的是一个意思，在认识论上都是主张唯心论的先验论。与此对立，王安石指出：“明则善视，故作哲；聪则善听，故作谋”。他把善视、善听作为聪明才智的来源。他自己也对“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而且“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些都反映了王安石比较注重实际经验的作风。这是与二程唯心论的先验论相对立的。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不彻底的。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主是全知全能的圣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王安石吹捧“圣人”君主，其目的就是想靠封建皇帝的力量来推行变法，这正是王安石唯心史观的体现。正因为这样，王安石无法把他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贯彻下去，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者所无法解决的矛盾。 王安石与二程在哲学上还表现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二程是力图把“三纲五常”论证为不可改变的“天下之定理”，说什么“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他们把事物的对立和差别都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否认斗 87 ==========第70页========== 争，特别是否认斗争达到矛盾对立面的转化，与此相反，王安石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他说任何事物都“有耦”、“有对”，“祸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无穷”。即承认事物都是有矛盾的对立面，矛盾的斗年推动事物无穷的发展变化。对旧党人物提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进行“权时之变”并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精神，表明了他革新变法的决心。王安石的辩证法思想，是他的社会进化观和倡导变法的理论根据。因此，王安石与二程的哲学论战反映了政治上新旧两党两条对立的路线斗争，是一场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 列宁曾经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第家”。王安石变法，客观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2、南宋踪亮、叶适事功学源对朱熹理学的批判陈亮（公元1143一1194年)，浙江永康人。叶适（公元1150一1223年)，浙江永嘉人。他们对金兵侵扰南宋时，都是坚决的主战派，反对秦桧的投降主义。在哲学上他们都反对朱熹等人的唯心主义理学，主张用法家富国强兵的功利之学，被称为事功学派。 朱熹（公元1130一1200年），安徽婺源人。政治上属于秦桧的投降派。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在哲学上他继承了孔丘、孟钶和戴仲舒以来儒家唯心主义，特别发挥了程颐的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反动哲学体系，是宋代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宋以后被定为官方哲学。 陈亮、叶适和朱熹的斗争，在哲学上同样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88 ==========第71页========== 从宇宙观来说，陈亮、叶适都提出“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思想。陈亮认为“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这是说，世界无非是物质组成的世界。叶适也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他们都肯定世界是物质的。在“道”与“物”、“理”与“气”的关系上，他们都认为“道”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道理只能存在于事物之中，人们只能从观察事物中找出它的道理和规律。也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与此相反，朱熹认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理终为主”，朱熹始终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体，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他认为没有天地之前，就有“理”存在，天地是从“理”产生的，没有“理”，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没有了。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朱熹宣扬的这套唯心主义哲学，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把君臣父子、三纲五常论证为先验的永恒的绝对的“天理”，他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了重要的发挥。他认为“太极”就是最高的“理”，并把“太极”、“天理”、“三纲五常”等同起来。他还拼命鼓吹孔孟的“中庸之道”，其目的就是要论证旧事物不能改变，封建制度不能推翻，并以此作为根据说什么“三代（夏、商、周）传以天理行，汉唐传以人欲行”，认为这是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并大骂素始皇，说“秦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对此，陈亮、叶适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叶适指出：“夫学周公之法于数千载以后，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他认为在周朝灭亡数千年以后，还要坚持周公之法，就是开历史倒车，并以此肯定了秦始皇的“破坏封建而为郡县”认为这是“独过于后世”是历史的进步，从而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历史上法家的社会进化观点。 69 ==========第72页========== 在认识论上，朱熹虽然也讲“即物穷理”，但他用“理 一分殊”来加以解释。“理一分殊”是什么意思呢？他引用了佛教“月印万川”的例子。就是说“天理”只是一个，但万物的道理却由此派生出来，象千万条河川上的月影都由天上一个月亮照下来的道理一样。由于人和物都是“天理”的体现，所以“天理也在人的心中”。他说“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人们要认识这个“天理”，只要“存心”“尽性”就行了。他的“即物穷理”，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过形式上更加隐蔽罢了。对于朱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陈亮、叶适给予了深刻的批判。陈亮提出“因事作则”的唯物主义观点与理学“玩心无形之表”的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他们认为道理离不开事物，“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这是直观的、朴素的唯物反映论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他们批评“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即自理学流行以后，大家都空谈心性，连见闻都不要了，多么荒谬啊！他们斥责那些理学家“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都是一些徒有虚名的腐儒，并无实际用处。 陈亮、叶适在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时，还特别强调要讲“功利”，认为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之道。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贫弱，人民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朝廷任用腐儒，耽误了大好时光。他们大骂理学家“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实际上是说理学什么用也没有，只能祸国殃民。陈亮、叶适还特别强调为学要注重“实事”，要“有的放矢”，就是说射箭要有靶子，立论要有事实根据。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唯70 ==========第73页========== 物主义观点。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毛主席这一教导，为我们分析宋代“功利”与“义理”之辩提供了思想武器。陈亮、朱熹同属地主阶级，但是，陈亮、叶适提倡功利主义，比起儒家以仁义道德当招牌，掩盖自己自私自利的面目，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应当指出，陈亮、叶适讲的“功利”是代表南宋工商业主的利益。他们认为贫富不均是不能改变的，这和起义农民的思想是对立的。 四、理学的反动影响 宋代的理学把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直接说成是万古不变的天理，更加能够起到欺骗和压迫人民的作用，因此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之宝。宋以后到元、明、清几代，朱熹的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都用理学来对抗劳动人民和进步法家及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行动，阻碍社会前进。理学的流毒很广，如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就是理学的实际运用。宋江提出的“替天行道”实际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翻版。理学把地主阶级的统治说成是“天理”的体现，宋江就是要维护这个“天理”，帮助统治阶级破坏和镇压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 哲学斗争从来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搞复辟资本主义是十分不得人心，他们手中没有真理，总是要乞灵于孔孟之道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武 71 ==========第74页========== 器。建国以来，从“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合二而一”到“天才论”，都是来源于孔孟之道，都是为刘少奇、林彪等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今天搞右倾翻案风的头子邓小平玩弄的折衷主义手法，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孔丘到其徒子徒孙思孟学派，就狂热鼓吹“中庸之道”，用折衷主义手法欺骗人民，实质上就是想以此推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纲领来维护旧秩序。两宋时的理学家们的政治代表司马光就是以“整顺”为名，上台后放手干他的复辟勾当，“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完全恢复了大地主阶级的旧制度，仅一年左右时间，就砍掉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动理学家朱惑曾大肆攻击王安石变法，并亲自重新对孔孟的中庸之道下了注脚，即“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萧…”成为后来没落阶级的金科玉律。现实往往与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列宁曾说“把马究思宝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近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今天的邓小平就是以“整顿”为名，贩卖折中主义，抛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复辟资本主义。完全是一个复辟派，“还乡团”。最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更加暴露了他充当没落阶级代理人的丑恶嘴脸。 学习两宋时物的哲学史，了解当时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斗争的特点，有助于我们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助于我们识别党内资产阶级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72 ==========第75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杜会。” 毛主席又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从一八四○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打断了我国封建社会正常发展的规律，独立的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一方面，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地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帝反封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农民阶级是主体，是近代社会中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广西桂平县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也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高峰。它对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揭开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 洪秀全是伟大的农民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理想， 73 ==========第76页========== 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平均的社会。列宁曾经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民粹主义的經济内容》)洪秀全的亚等思想，正是清朝封建剥削制度的产物。洪秀全出身于广东花县官禄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在私塾读书，十六岁辍学，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又当私塾教师，生活十分清苦。由于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对黑暗的社会和农民的疾苦有深刻的了解和感受。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满腔愤怒，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清皇朝的腐败卖国，更激发了他的反抗思想，使他立下了“斩邪留正解民悬”的雄心壮志。这时，他开始阅读从西方传进来的一些书籍，并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平等思想，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胸”中最初的一个。1843年，他与冯云山组织革命团体“拜上帝会”，作为准备武装起义的秘密组织。从那以后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并写下了《太平天日》、《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等向封建专制制度挑战的文章，为革命奠定理论基础。洪秀全此阶段宣传的理论以及后来太亚天国革命公布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建都南京以后以洪秀全名义发表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政治纲领，都以平等平均为思想核心。主要改变“暗极”、“乱极”的不平等现实，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这个新世界，就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即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种思想，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影它集中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因此，洪秀全的这面义旗一举，四方响应，千百万农民为平等的“天国”而战斗。这就74 ==========第77页========== 说明，“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民主派”。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太平天国要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平等的社会，因此积极宣传革命的理论，扫除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封建地主阶级要维护旧制度，则采取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策略，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另方面又拼命宣扬孔孟之道、唯心主义“理学”，抵抗太平天国的新思想。这样，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的同时，便产生了反映这种搏斗的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围绕三方面。 反神道与维护神道的斗争 神道即神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同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样，虚构和宣扬神的权威恐吓人民，要人民崇拜泥木纸画等偶像。其目的，只不过是要人们相信君王“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用以论证反动统治神圣不可侵犯；使人们听天由命，安于贫困，忍受压迫。咸丰皇帝就自称是“代天司牧斯民”的君王。曾国藩则宣扬“神道治幽”，“王道治明”，谁要造反，就是“逆天”。封建统治者的一套神学理论，对劳动人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因此，要革命就必须撕掉封建统治者的这个假面具。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曾经指出“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 75 ==========第78页========== 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洪秀全为剥去清朝封建统治制度的神圣外衣，利用西方基督教，树立了“皇上帝”的新权威。 这里首先必须明确洪秀全所塑造的“皇上帝”的实质。洪秀全所讲的“皇上帝”，虽然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但与西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上帝”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基督教最初是奴隶社会中的劳动群众所信奉的，它反映了一种要求平等、互助和幸福的愿望，但后来却被统治者所改造，逐渐变成一种要人们安于命运、追求来世幸福、放弃对统治者的反抗的宗教。洪秀全从西方一传教土手里得到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书，里面鼓吹的就是这种东西。但洪秀全把它加以革命的改造，利用“皇上帝”这个形式，注进平均、平等的思想内容，把“皇上帝”变成农民革命意志的化身，把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看作“皇上帝”的事业。洪秀全并不认为“皇上帝”真的能创造世界，并不相信什么未来的“天国”，而是要把“天国”建立在人间，因此他告诫人们，“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御批〈马太福音书〉第 五章论天国》)这就是洪秀全所塑造的“皇上帝”的实质，也是他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的实质。恩格斯说过，“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威傍说来，要撒起三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馬思远集》第四卷251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用宗教迷信愚弄人民，劳动人民受毒很深，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就必须给群众的理想，给新树立的权威披上一件宗教的外衣。当然，这也反映了洪秀全的农民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 洪秀全树立“皇上帝”为唯一的权威，用以否定人们长 78 ==========第79页========== 期崇拜的一切鬼神偶像。他指出，“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那些东西乃“无知无识”、“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鑫物。”（《原道醒世训》)如果说那些偶像有意志，为什么不知道避水火？连蚂蚁也可以把它当饭吃，老鼠可以在它身上打洞，蜘蛛可以在它身上挂网。洪秀全这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生动有力地揭露了鬼神的虚伪性。同时，洪秀全在实际行动上亲自捣毁神庙神像。1847年，洪秀全到广西紫荆山发动群众，听说象州有个甘王庙，“甘王”是个远近闻名的凶神，群众非常害怕，当地的官吏也利用“甘王”来欺骗人民，为发动群众，洪秀全便带领群众到甘王庙，宣判“甘王”的十条罪状，将甘王的“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捣毁了甘王的泥像，并在墙上题诗说：“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除罪不饶，…”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洪秀全号召太平军，有庙就毁，有像就灭。定都南京以后，又发布命令，禁止崇拜鬼神、建庙宇奇观，将原有的庙宇改为医院、学校。这样， 二千多年来一直欺骗人民的鬼神迷信，便被踏在脚下，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教育了人民。 否定鬼神的存在，实质上就是否定君主专制及其理论基础“君权神授”的反动说教。在洪秀全看来，天下是人民化身的“皇上帝”的天下，“何得君王私自专”。他把封建统治者崇拜的一切鬼神偶像，一律斥为“阎罗妖”，“老蛇妖鬼”。“帝”、“妖”的对立，反映了社会上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洪秀全号召人民打倒阎罗妖。实质是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神学的批判就变为对政治的批判。”(《〈黑格尔法哲 77 ==========第80页========== 学批判〉序言》) 正因如此，所以太平天国反神道的斗争、使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当时的地主阶级叫喊说：“天降大劫，岂神也难逃耶！”刽子手曾国藩则发誓要为被辱、被扫荡的神祗申冤报仇，所谓“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讨粤匪檄》)他对湘军鼓吹说：“生有功德，没则为神”，要他们为捍卫“神道”而战。他们如此害怕人民反神道，如此声嘶力竭地叫嚷要维护神道，当然是为了继续以神道为精神鸦片，麻醉人民，巩固其封建统治。 二 反孔与尊孔的斗争 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洪秀全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旗手。 孔孟之道，是剥削压迫之道，复辟倒退之道。它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者都把孔丘当作“圣人”，把孔孟的经籍崇为“圣典”，把孔孟的学说奉为“圣道”。清朝统治者，同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极力鼓吹尊孔崇圣。他们给孔丘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天纵圣神”的头衔，乾隆帝还胡说什么孔丘“乃天之经，地之义，山之峙，海之渊，无日不在人心目中，范围曲成而不遗。”(《御制热河文庙碑记》)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统治濒临崩溃，于是封建统治者更加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愈加“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企图维护反动统治。 革命必须反孔。不打倒“孔圣人”，不砸烂孔孟之道这个精神枷锁，就不可能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洪秀全从砸烂孔 78 ==========第81页========== 丘牌位到鞭挞孔丘，批判孔孟之道，作为发动革命的先声。并贯串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始终。 首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孔运动。1843年，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以后，第一个行动便是在他任教的私塾中砸毁“孔圣人”的牌位。在他的带动下，另一个农民出身的私塾教师，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者洪仁开也毅然把孔丘的牌位砸烂。这个破天荒的壮举，是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挑战。 接着，洪秀全又用“皇上帝”的名义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一孔丘。他假托皇上帝口吻，指出“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把人“教坏了”，因此皇上帝很生气，命令天使将孔丘捆绑起来，“鞭挞他”，孔丘跪下“再三讨饶”，“哀求不已”，后来“罚他种菜园”，“永不准他下凡”。这里，孔丘这个二干多年来谁也不敢触犯，连皇帝都要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被描绘成亡命无赖的妖魔，接受人民的鞭挞，这就将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都残踏在地了。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反孔斗争掀起了高潮。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所有圣人牌位，儒家典籍统统付之一炬，出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山曲寄人：题壁诗)的讨孔壮举，当时反动派记载说“搜得藏书论担逃，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马寿龄：《金陵癸丑新乐府禁焚书》)他们用孔孟的书籍熏烟赶蚊子，烧茶水，擦屁股。 同时，太平天国还明文宣布儒家典籍为妖书。他们禁止诵读未经删改的儒家书籍，连洪秀全儿子幼天王都不准看。他们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违者“一概皆斩”（张德坚：《贼情汇 79 ==========第82页========== 暴·伪文告》)。他们又下令严禁科举考试试题取材于“四书”、“五经”，违者以“变妖”论处。他们还成立删书衙，·由洪秀全亲自执笔审查删改经书，将“一切鬼话、妖话、邪话一概剧除净尽”。一部《论语》删改的结果，只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句。 太平天国在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性的反孔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清朝的封建统治者除了纠集反革命武装加强镇压外，同时加强尊孔活动。咸丰皇帝亲自出马，主持尊孔祀圣活动，下诏“崇儒重道”，命令孔孟之徒编写孔孟之道的讲义，同时多次跑到孔庙向孔丘行礼，并亲自讲解“四书”、“五经”，要人们“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曾国藩这个自命为儒家正统”理学大师的刽子手，对太平天国的反孔行动，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京呼“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讨粤匪檄》)他巫蔑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是“洋敦影响”，所调“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同上），妄图利用民族感情蒙蔽和煽动 一部分人反对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他号召孔孟之徒，不能“袖手安坐”，要“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慰孔孟人伦 二隐痛”而参加他们反革命湘军。他们用孔孟之道调练湘军，所谓“矫矫生徒，相从征伐，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曾国藩文集》第4卷)他们所讲的道当然是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还有，曾国藩的反动湘军，所到之处，重修孔庙学官，重塑孔丘偶像，设局重刻儒家典籍，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最后，曾国藩在“卫道”的名义下，鼓吹“借洋兵助剿”，并无耻声称要以“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对待外国 80 ==========第83页========== 侵略者，这完全暴露了这个卖国贼的咀脸，总之，反动封建统治者的尊孔活动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第二，用朴素的平等思想批判孔孟之道的等级思想。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泉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火的绳索。”孔丘是这四大绳索的守护神，而孔孟之道则是维护这四大绳素的理论。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利用“三纲五常”，维护等级森严的剥削制度。曾国藩就狂呼：“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讨粤匪檄》)他要“贵者守其业”，“贱者安其贫。”针对曾国藩等封建统治者鼓吹的孔孟的等级思想，太平天国尖锐地指出，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是“足上首下，尊卑颠倒”，（杨秀清，肖朝贵：《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并针锋相对提出改治、经济、男女平等的主张。洪秀全大声疾呼：“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有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你吞我并之念”（《原道醒世训》)；又强调指出：“为上者不可以贵凌戏，不可以大压小”，“切勿恃强逞威势，妄尊大擅欺人。”在大平天国势力所及的区域内，设立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涌现很多新事物，例如农民可以考状元，工匠被称为“大人”，地主受镇压，强迫服劳役。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妇女的翻身解放。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程度是衡置普遍解放的天然天度。”在太平天国中，妇女可以参加考试，博善祥就是当时的女状元，妇女可以参军参战，太平军有女军四十军（每军二千五百人)，洪宣矫就是当时英勇善战的女将领。太平天国还明文规定：“凡天下婚 81 ==========第84页========== 姻不论财”，禁止买卖婚姻、蓄婢、卖淫、废除缠足等封建陋习，等等。总之，妇女呼吸到自由平等的新鲜空气，当时有一首歌谣描绘说：“世界女人最受苦，三从四德把她束，天国世界真是好，共同享受平等福”。 其次是经济上的平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要做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总之，太平天国的平等、平均思想，是对孔孟之道的等级思想的有力批判，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尽管这种思想带有空想的性质，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17頁)。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时期反孔与尊孔的尖锐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摧毁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与保护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之间的殊死搏斗的表现。 同时还必须注意，反孔与尊孔的斗争，也是革命派与投降派之间斗争的表现。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坚持革命，因而坚持一贯反孔。但是革命队伍中一些动摇变节分子，却用孔孟之道为自己的叛变投降作根据，同时贩卖孔孟之道。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李秀成就是这样干的。 李秀成本来就是孔孟的信徒。在他住宅的墙上，挂满了儒家“经书的道德格言”（呤利：《太平天国亲历记》），把孔孟之道当成座右铭，这一点与封，建统治者的崇圣尊儒是一样的。他违反太平天国的法令规定，私自偷读孔孟的经籍，这也可以看出，他对孔孟的一套，感情是何等的深切。 82 ==========第85页========== 李秀成大行“中庸之道”。他对被太平天国捕获的罪大恶极的清方头目，“厚礼相待”，声言“各为其主，不必相害”，并给路费，出证明，派车船，将他们放走。对太平军中蓄谋叛变的将领，他大拉关系，讲“义气”。李秀成行“中庸”，就是给自己的投降留下后路。 李秀成管辖的地区，孔孟之道死灰复燃。太平天国规定，科考不准取材于“四书”、“五经”，但是李秀成管辖的常熟、昭文（今沙州县）两县，1861年的县试却抛出“偃武修文”、“礼门义路”等经书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拼死斗争的年代里，出这样试题，提倡“礼义”，放弃武力，完全是宣扬投降主义路线。这两个县，还在186]年重塑孔丘的偶像多1862年又欲重建圣庙，以重斯文。后来，这两个县最早叛变革命，带动苏南全局，给中外反动派进攻苏南打开缺口。可见，尊孔是叛变的先声。 李秀成被捕后，又用孔孟的一套作为自己叛变投降的辩护词。他说：“为人岂肯作不忠不孝不义之徒乎！”就是说，他出卖太平天国革命，表示忠于清王朝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孔孟的“孝”“义”。无耻到了如此地步。他妄想投降叛变就可以得到“完恕”，但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屠刀并没有放过他。 洪秀全对李秀成贩卖孔孟之道的行为进行过严肃的批判。他多次下诏和面责李秀成，给李秀成以“降职”“革权”的处分，但这并没有使李秀成改变态度。 从李秀成尊孔叛变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孔与尊孔的斗争，不但表现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之间，而且还表现在革命队伍内部。孔孟之道不但是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变节投降分子的理论根据和遮羞布，这历史的 83 ==========第86页========== 教训，是值得深深记取的。 三 天道变化与天道不变两种天道观的斗争 事物究竟是变化发展的？还是静止永恒的？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两种天道观对立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继承儒家理学唯心主义思想，极力鼓欧天道不变的形而上学天道观。他说：“道其常而已，常既立，虽有万变，不足以穷我说”（《纪氏嘉言序》)，就是说，“道”是“常”，即永恒不变的。这与汉儒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同样的货色。它否认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普遍客观规律。曾国藩的这种天道观，又是与他的唯心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答刘孟容》)而这个“理”，又是属于道德范畴的“诚”。是物质世界的主宰。他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复贺耦庚中丞》)不管。“理”也好，“诚”也好，在曾国藩看来，都是派生物质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而物质世界则是第二性的。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可见，曾国藩所讲的天道，就是天理，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先于一切事物而存在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曾国藩从唯心论出发的形而上学的天道观。 与此相反，洪秀全、洪仁开等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提出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天道变化的天道观，批判儒家宣杨天 84 ==========第87页========== 道不变的形而上学天道观，并以这种变革哲学，作为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洪秀全指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乖离浇薄之世，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陵夺斗杀之世，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原道醒世训》)他强调了变的绝对性，认为变革和前进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洪仁野与洪秀全有共同的立场，也就决定了他与洪秀全有相同的天道观。他的天道观就是“革故鼎新”。他曾针对改革旧日历的问题提出：“夫历纪一书，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英杰为真》)这里，他用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把天道归为自然的运动变化。他又指出：“时势之变为律”，“事有长变，理有穷通”，(《资政新篇》)就是说，时势的变化是客观规律，没有什么事物和道理是万古不变的，这里他的运动变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恩格斯指出：“在发履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馬思选集》第四卷第212頁)。这就是说，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是绝对的，决无什么神圣的永恒的东西。曾国藩等封建统治者，强湖天道不变，这完全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洪秀全、洪仁开的“革故鼎新”天道观，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但却接近于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解释世界，这表现了他们继承历史上农民起义用“冲天”、“塌天”批判封建统治者 85 ==========第88页========== “尊天”的战斗思想，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本能的简单表现”（恩格斯：《反杜林论》）。 两种对立天道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理论根据和武器。思想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两种截然相反的天道观，在政治领域中的实施，必然表现为两种誓不两立的政治态度。 曾国藩等封建统治者，用天道不变的观点去论证反动封建统治的永恒性和镇压革命的“合理”性。他们在鼓吹天道不变，“天理永存”的同时，又鼓吹“三纲五常”就是“天理”、“天道”。这种谬论，朱熹早就说过了，曾国藩它接过来，他说：“三纲之道，君为臣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能赖以尊”，(《谕曾纪译书》)。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论，封建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三纲至常”是永恒的，封建统治也同样是神圣的。既然如此，那么，反对“三纲五常”，反对封建统治，便是逆“理”，十恶不赦。曾国藩等封建统治者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咒骂太平天国革命军为“逆贼”“粤匪”，并以“扶持名教”为旗号，居杀太平天国革命军。同时，他们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拼命鼓吹“中庸之道”，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即要不偏不倚，按“天理”也就是按“三纲五常”行事。曾国藩就叫嚷：“中则治，偏则乱。”这里应该指出，鼓吹中庸者从来不中庸，曾国藩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们称他为“曾剃头”。他在家书中供认：“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断无以多杀为悔”(《曾文正公家书·家训》)。他发誓：“…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曾国藩全集》第十)他指令，捉到太平军“全数斩决”“一律剜目凌迟”，令湘军生吞活人肉。太平天国天京（南京）失陷时，他在给皇帝的奏 86 ==========第89页========== 折中供认，杀人多万，“奏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绝”(《曾正公大事记》卷三)。看！这就是这个中庸之道的吹鼓手的“中庸”面孔和所干的“中庸”业绩！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鼓吹“中庸之道”，只是为了反革命的需要，只是从他们形而上学的天道观必然引出的结论。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的形而上学天道观，是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理论。 同封建统治者针锋相对，洪秀全、洪仁奸的“革故鼎新”天道观，是实践者的哲学。它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既然天道变化，由故到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通过革命，变革旧制度，陬烂旧世界，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就合乎事物的发展规律。旧世界瘸朽在何处？封建统治制度没落在何处？洪秀全、洪仁玕等农民领袖，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制度下“农工作苦，岁受其殃”（《诰四民安居乐业谕》)，“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奉天讨胡布四方谕》)的悲惨境遇，揭露“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同上）的罪恶现实，指出反动统治者“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剥削阶级本性(《原道醒世训》)，宜布清王朝是一个“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茶毒生灵、暴虐黎庶”的反动政府(《劝谕弃暗投明檄》)。这样一种“暗极”、“乱极”的封建统治制度，按照“革故鼎新”的事物发展规律，那当然要被推翻，要被“平均”的新制度所代替，这样，洪秀全等农民领袖从天道变化的观点出发，便论证了革命有理，造反有理。与此紧密相联，他们又用天道变化的观点论证了斗争的必要性。洪仁玕说：“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自然者也”（《英杰归真》)。这就强调了变是原因，新是结果， 87 ==========第90页========== “革故鼎新”关键在于“革”，坚持了斗争哲学。以此出发，他们批判了曾国藩等封建统治者所鼓吹的中庸之道，指出：“儒者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同上）。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号召太平军要“誓不与清妖两立”。指出“在生死存亡的大战斗中，咸丰的军队对我们并无丝毫恻隐之心，.我们也不能以仁爱给他们”(《太平天国》资料丛刊)。这就说明，天道变化的天道观，是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理论和战斗的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天道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两种天道观的对立是朴素辩证思想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它的实质，就是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对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米 米 以上我们讲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在哲学思想上的三个主要方面的斗争。 历史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我们从太平天国革命反对儒家哲学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呢！ 第一，革命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尊孔与反孔的斗争空前尖锐。这个斗争，使我们又一次认识到，在中国，反动派为维护反动统治，镇压革命，以使自己免于灭亡，都必然利用孔孟之道，他们愈是接近灭亡，就愈是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也会从孔孟之道中寻找理论根据。而砸烂孔孟之道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则是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发动人民革命的必要行动。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和水平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前所未有的，这与史无前例的反孔斗争分不开，这就说明，反孔越彻 88 ==========第91页========== 底，革命就越发展。 如同历史上的反动派、投降派一样，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武器。党内最大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没有例外，他搞右倾翻案的 一套，与孔孟之道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政治纲领，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道路，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甚至直接搬出孔丘的反动“正名”说，学着孔丘的腔调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企图把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等，统统“正”回去。他们继承孔丘“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反动衣钵，企图以一小撮反动势力“高举骨头”，同无产阶级拼命到底。所以，我们批修必批孔；批修不批孔，反修就不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正如列宁所说的，“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是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出去，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斗争的》)。 第二，革命必须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失败了。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洪仁纤在就义前就沉痛地意识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毛主席也曾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馄”(《新民主主义論》)。除此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则是得不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洪秀全等农民领袖要求变革的思想，要求实现平等平均的社会，在当时说来，是革命的，但这种绝对平均的理想，本身就是空想的，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主席： 89 ==========第92页========== 《关于党内的错誤思想》)。并且，他们又把这种思想，装进宗教的形式里，这样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为太平天国平均平等的思想提供理论，在组织纪律方面巩固了农民起义队伍，但宗教毕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提供的理想是一个虚构的宗教故事。他们始终以这种宗教的东西去宣传革命，没有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方面去认识和说明社会，就使得理论方面落后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在复杂的革命问题面前陷于被动。 这就说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理论不是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彻底理论，革命也不可能成功。太平天国革命的这个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掌握科学的理论，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90 ==========第93页==========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斗争，实质上是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一小撮垄断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仅残酷地剥削本国人民，而且用骇人听闻的手段压迫和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人民。此时，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强迫之下，已订立了成千个不平等条约，并被割去大量的土地，其中被俄国夺去的土地就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清政府却全面投靠帝国主义，他们对外奴颜婢膝，卖国投降，对内横征暴敛，和帝国主义刽子手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共同压迫中国人民。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 一九○○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它的主力军是被压迫、被奴役最深重的劳苦大众。在运动中，广大劳动人民高举起“扫清灭洋”的大旗，提出了惩办“一龙”（光绪皇帝）、“二虎”（卖国贼李鸿章和荣禄）、 91 ==========第94页========== “三百羊”（清廷在京反动官吏）的口号，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动猛烈进攻。在运动中，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英勇斗争，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袅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数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下被镇压而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皇朝的统治，粉碎了帝国主义安图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和梦想，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义和团运动雄辩地证明了人民是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标志着单纯农民战争的结束。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正如列宁指出，二十世纪是亚洲觉醒的年代。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奴役，清政府更肆无忌惮地推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主义路线。这一切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向前发展。由于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暂时落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肩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酝酿第三次革命高潮-一辛亥革命。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还各有各的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就在政治、经济上分成两个不同部分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由手工工场主、中小商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这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他们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压抑和摧残的一面，因而社会变革的要求比较坚决，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是由官僚地主、商人中转化而来，向着资产阶级方面转化的阶层，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 92 ==========第95页========== 封建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社会变革的要求不坚决，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二十世纪以前，由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制约，资产阶级革命派弱小，因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矛盾只是萌芽状态，但社会进入二十世纪，革命派的力量壮大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营垒的对立就日益明显起来。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一九二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是一八九八年改良主义的戍变法运动的改治、思想路线的奠基人。在改良主义运动中，他曾七次上书是帝请怎，希望通过皇帝的支持，实行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艾法。他提倡变法，要求改革的行动和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未形成改治力量的时候，冲击了封建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势力。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当时来说是属维新派。而康有为，我们说他在当时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戊戍变法运动，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封建颜固势力镇压下破产了。戊戍变法运动破产，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不能救中国。康有为这时没有从中吸取血的教训，反而顽固地抱住改良主义路线不放。为了继续推行自已的改治路线，他百般仇视革命派的革命行动，一九○二年就抛出了向革命派进攻的反革命宣言书。在逃亡外国后，他在加拿大还组织了保皇党，在日本发行保皇派的机关报一《新民丛报》，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路线，这样，康有为就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堕落成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一保皇派。 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一九二五）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它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他领导的民主革命使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向前推进，具有在 93 ==========第96页========== 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孙中山在初期受过改良主义的影响，曾上书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提出四项改革主张。但甲午战争、改良主义运动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必须从新选择革命的道路。因此，他们纷纷建立革命组织，孙中山早在一 八九五年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转向革命。接 着一九O三年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了“光复会”，一九O 四年黄兴等组织了“华兴会”等团体。孙中山鉴于各团体缺乏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组织涣散，因此，建议各团体联合起来。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九○五年于日本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一“中国同盟会”，出版了同盟会的机关报一《民报》，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列宁给这个纲领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誠的民主主义。 改良主义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高涨，引起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恐惧，因此，康有为在一九○二年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挑起了向革命派进攻的第一枪。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扫除障碍，把革命推向前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给保皇派以坚决回击。一九○ 三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九○四年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等都是回击保皇派的战斗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里，揭露了保皇派冒充革命的欺骗手段，号召人民和保皇派划清界限。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一方，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一面，进行了一场政治、思想上的 94 ==========第97页========== 大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展开了一场政治的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是：革命还是保皇？即要不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它涉及了革命的对象问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建立君主立宪，它涉及了革命的前途问题；是用革命暴力还是用请求的方法？它涉及到革命与群众运动以及对待帝国主义的武装于涉问题。斗争的实质，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革命派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同封建地主买办及政治代表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搏斗，成为近代史上尊儒反法同尊法反儒斗争的高潮。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迎来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但论战中也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根本弱点，它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革命派和保皇派在要不要革命 问题上的论争 (1)革命与保皇两条政治路线的论争。 革命与保皇的论争，涉及到民主革命的对象及方法问题。是推翻还是维护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反动政权；是以暴力还是改良的态度对待清王朝反动政权的论争。 在革命对象的问题上，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坚持已经破产的改良主义路线，极力美化封建皇权，歌颂清王朝的“仁政”，掩盖封建剥削，大肆鼓吹“保皇即革命”的反动谬论，说什么“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只要依靠贤明的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必推翻清封建政权的统 95 ==========第98页========== 治，就可以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康有为幻想“贤明的圣上，必有复辟之日”。在革命方法上，他们极力反对革命的暴力，大肆宣扬“宜要求而勿暴动”的改良主义谬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他的文章里就一再论说，人们要求立宪唯一“正当的手段”是“清愿”，决不能进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不为国之福，反而为国之祸”。保皇派还以革命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导致亡国的“革命之国论”来威吓革命派。他们认为，一旦革命，中国这样幅员辽阁的国家，必然大乱几百年，造成四分五裂，结果“外人干涉，瓜分随之”。保皇派的非革命论，起了当时清封建统治者们不能起的作用，就必然成为革命派批判的主要对象。毛主席指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国民主策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草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以洪秀全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孙中山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推动、教育下，他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和保皇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由于他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因而能对当时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力量以及斗争前途作出较为正确的估计。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里就洞悉到，“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并预料到“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前途有了较正确认识，和吸取了戊戍变法运动的教训，因此，他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皇朝的反动统治。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他们直指封建皇朝。孙中山驳斥保皇派“保皇即革命”的论谬论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 96 ==========第99页========== 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理不相容，势不两立”。(《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在批判保皇派的“革命亡国论”时指出，帝国主义“贪欲无厌”，“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而清政府正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要爱国必须革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州政府，则无挽教之法也”(《驳保皇报》)。揭露了保皇派“非爱国也，实卖国”的反动实质。他还用清王朝已经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子，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的现实，斥责保皇派的保皇行为是企图用几根小柱子斜撑危房外墙，来防止房屋免于倾斜，然而保皇派这些行为本身就要加速自已的灭亡。保皇派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叫喊保皇呢？革命派揭露他们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企图等待有朝一日光绪皇帝复起，捞到大官做。在实践上，革命派反保皇派之道而行之，多次举行反清起义。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一九○○年惠州起义等，矛头都是对准清皇朝的。在革命方法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他们对非暴力革命论、暴力恐怖论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章太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猛烈批判了保皇派的革命会造成“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的谬论。他指出，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就用过兵刀，并且导致过“流血成河”，所以革命就不怕“流血成河”。革命就象一剂“补泻兼备”的良药一样，绝不是单纯的破坏。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里更是满腔热情地歌颂暴力革命，他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是“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这 一些暴力革命的言论，如一颗颗炸弹投向清皇统治者和保皇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登上政 97 ==========第100页========== 治舞合的时候，是生气勃勃的。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面是相德未来，奋不顾身她为未来而斗争。”但是，在论争中他们也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如对帝国主义还存在幻想，不敢发动广大群众，主张实行“文明革命”、“有秩序革命”等，这充分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在革命对象及方法上的论争，反映着坚持前进还是倒退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保皇派主张保皇和提出非暴力革命的主张，是企图退回到开明专制。而革命派反复宣传用暴力推翻封建皇朝，就是为了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派坚持的是一条前进的路线，暴力革命的主张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提出来的，因而得到广大劳动人民支持。而保皇派由于坚持倒退的非暴力革命路线，自然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批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路线是以一定思想路线为基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在政治上的论争，必然反映在哲学思想领域里。 (2)革命与保皇的论争在哲学思想领域的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政治论争，反映在哲学上是哦心主义的天命论与唯物主义无神论反天命的斗争。 第一，唯心主义天命論是保皇派政治路錢的理論基础。“天命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是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御用的思想武器。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丘就是鼓吹“天命论”的老祖宗。他认为，世界万物是天 一-上帝创造的，它主宰一切，决定百物生长和四时运行。人对天是不能违犯的，否则就要受到惩办。因此，人们要 98 ==========第101页========== ·“畏天命”，即对天时时存在敬畏心情，按照天老爷的意言办事。 康有为为论证自己的政治路线，也拾起了唯心主义天命论这一破烂武器，大肆兜售。他利」人类在认识客观世舜过程的已知与暂时未知的矛盾，即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拦的矛盾，宣扬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世界上不但存在上帝，而且上帝还会可怜入民的疾苦，打发“黑帝精”来“森世民”，孔老二就是这么一个禀上帝之命“救世民”的入。一句话就是说，天上有上帝，地上有上帝代言人。他就是很据天上有上帝，地上有上帝代言人这一立场出发，臆造出“光绪皇帝历遭大难不死，就因为天注定他将有复辟之日”的言乱语，来论证保存皇权的政治路线是上天安排的。由此可见，康有为所贩卖的和孔老二贩卖的天命论是一路货色。 康有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贩卖的“天命论”是和他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一致的。他在表明自已对世界本质看法时认为，世界是由“元气”、“不忍之心”创道的。他认为浩浩“元气”能造起天下，世界上万物，包括天和人，“皆元之分转变化”，也就是说是由“元气”转化来的。而它的转化过程。他认为好比一滴滴水来源于大海一样。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忍之心”可以创造这一切，决定事物的发展。如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他说的“元气”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无形的天地之始”，也就是无可捉摸而先于物质的东西。这先天于物质的东西，只能是一种绝对精神。而他的“不忍之心”则是客观的“元气”，扩充到人心里以后产生的，也就是客观“元气”变成主观的“不忍之心”。康有为这种创造一切的“不忍之心”，和孔丘的二老版孟轲宣扬的人一旦掌握天赋人性后，万物就为我掌握，宇 99 ==========第102页========== 宙也就为我内心创造是一路货色。可见康有为在哲学上是承认精神创造世界的。他的唯心主义“天命论”是和他唯心主义自然观一致的。 第二，唯物主义无神論是革命派政治路綫的理論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们就表现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反天命思想。而处于进步地位的统治阶级，都具有明显的反天命倾向。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变法运动中的商鞅、荀子等人，就曾以唯物物论无神论为武装，大破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坚决反对天命论。 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从他们参加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民主革命思想同儒家唯心论天命论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天命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矫诬天命”，“愚弄黔首”的。即假借“天命”以欺骗老百姓，维护“其子孙帝王之业”的反动思想武器，而对于保皇派贩卖唯心主义天命论，·他们也意识到这是帮助封建统治者欺骗人民。因此，为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纲领，就必须先破“天命论”。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针对唯心主义“天命论”，从一开始就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们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存在“上帝创世”论调进行批驳。他们指出，有神论者认为万物必有创造者上帝，那未创造上帝必另有创造者，若说另有创造上帝的创造主，则创造主更有创造主。如此类推，将至无穷，因此，断言上帝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人创造的。他们还从认识论的角度，揭露信上帝之实有是无根之谈，是空虚无效验的，是人们“虚撰其名”的结果。革命派还抓住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用六天造成的，但近 100 ==========第103页========== 代科学证明，人类是由简单动物进化来的，这是宗教与科学的矛盾，所以承认上帝的存在是违反科学的，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论证上帝的存在费尽心机呢？，革命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论证自己的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对他们的反抗就是逆天，以达到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荦命派有力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否定上帝存在的同时，还阐发了法家批判儒家神学目的论的无神论思想，对传统的“天生动植以为人用”的命定论进行批判。他们指出，万物生长并不是“天”和“帝”一人格神主宰的，而是依靠太阳的光。如章太炎就指出，“物生于日，而其祸福与日无与，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焉矣。”这就是说，万物是生于太阳的，太阳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为祸于世间，但祸福并非是太阳自身憎爱决定的。这一切有力地打击了唯心论天命论。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唯心论天命论批判的过程，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力量，提出了“责天”、“革天”的思想。“革天”思想是对古代法家唯物论“戡天”思想的发展。春秋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荀子就提出过，能征服自然“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反对“自然无为”的听天由命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天命”，是以“听天由命”观点，妄图“沮败人群之进步”，以“命”作为杀人工具。他们鼓动人们不要畏惧天，而要以自己的权力意志去行动。不要“委之于天数气运”，要相信“人事可以胜天”。这里革命派否定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学目的论；另一方面也反对了自然命定论，不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 101 ==========第104页========== 从而阐明了“行”的重要性。这种“人事可以胜天行，天下事亦惟凭人造”的“责天”、“革天”思想比传统的无神论思想进了一步。 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天命的无神论思想，是和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一致的。在世界起源问题上，孙中山就认为宇宙的起源不是精神性的本体，而是物质性实体的。“太极”和“气”是他论宇宙物质性的基点。他说：“元始之时，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之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还认为，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开始太阳和气体都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出许多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他在这里，唯物主义地描绘了一幅宇宙由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进化的途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如章太炎等人，一般在自然观上都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正是渊源于此的。 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是继承了哲学史上法家朴素唯物主义。“气”和“太极”等就是我国古代重要哲学范畴。围绕这些哲学范畴，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斗争。宋朝唯心主义理学家就把绝对精神的理”看作“太极”的同义词；而反理学的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太极”是气。如王廷相就说，“天地未判之前，太始浑沌，虚清之气是也”。是对宇宙作直观、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孙中山的宇宙起源于《太极”观点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发挥的。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已获得高度发·展。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世界观受到了西方自然科学影响，包：含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内容。如章太炎的人类起源于无机界102 ==========第105页========== 的理论，明显地是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成果。而孙中山关于“太极”动而生万物的宇宙起源说，也是吸收了十 八世纪自然科学的星云说的结果。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但继承了古代法家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且远远超过了古代直观朴素的唯物主义，这些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增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战斗性。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论证贤明的光绪皇帝历次大难不死，是因为天命注定他将有复辟之日，以此对抗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路线，也是为了把他们一伙打扮成传播：“上帝”福音代言人，协助地上皇帝救世救民的救世主，从而最终论证改良保皇是天意决定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提出唯物论无神论思想，戳穿天命论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伪造天意，欺骗群众的实质。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抵制了唯心论的天命论，同时提出了“责天”“革天”的思想。他们强调“人事”可以胜天意的思想，天下事凭人去做，比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前进一步，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上升阶段时从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人的力量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无神论思想，批判宗教创世说，宣扬科学思想，批判封建迷信思想。 三、革命和保皇派在坚持进化史观和 复辟倒退史观问题上的争论 一定阶级的历史观，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时期，是革命还是保皇？以孙 103 ==========第106页========== 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有其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他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这种斗争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的发展有没有质变？ 改良派只承认量变，否认质变。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也谈“变”。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依据昼夜寒暑，沧海桑田，“无一不变，无刻不变”的自然现象，指出：“物新则壮，旧则老”，“盖变者，天道也”，天地在变，人亦在变，社会历史亦在变，“无百年不变之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这是一种历史进化观点。康有为这一进化论观点和当时封建顽固派“天不变，道亦变”和洋务派“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不变论相比具有一定进步的意义。他这种“变”的观点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接受进化论思想，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与改造过的今文经学的“三世学”结合起来的。康有为所说的“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依据三个循序进化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据乱世进化到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化到太平世。康有为抓住“三世说”把自已的观点附和进去，他说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而太平世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康有为从“三世说”出发，认为“君主专制”必须经“君主立宪”然后才能达到“民主共和”，历史就是依据这个顺序发展，既不能错位，也不能超越，如果这个顺序错乱就要天下大乱。这就可以看出，康有为等改良主义者所讲的变是“渐变”、“量变”，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这种只有 104 ==========第107页========== 渐变而没有质变的观点，他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在《论语注》 一书中他说：“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也有渐进，此皆圣人所无可如何，欲骤变而不能也。”这里他讲的渐进与骤变，分别指量变和质变，“欲骤变而不能”指的是历史发展没有质变，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假如说康有为这种承认渐变的进化论观点，在戊戌变法时，为了改变封建制制度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随着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它却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抵制民主革命的反动理论。 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义和团农民战争推动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运动蓬勃兴起，历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潮的破灭，社会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课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这时康有为却仍然坚持其庸俗进化的历史观，并且对早期具有积极作用的“三世说”进行修改，使其完全变了样，变得更荒唐，他把“三世”中每一世又划为“三世”，他说，每小三世中又有小三世焉，“由三世变为九世，八十一世，而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这样就取消了“世”所表现的历史阶段性，历史只是无数年月的积累，成了一点一滴的改良。这种历史观，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坚持封建主义不变就完全一致了。康有为坚持这种庸俗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就是坚持它的改良主义路线，一方面，他固然是宣传进化，但是又反对飞跃、革命的发展，这样在革命飞跃的客观形势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反动的理论与革命的绊脚石。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他的“三世说”修改以后，从原来主张通过改良实现君主立宪的主张，倒退到主张建立“开明专制”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就说明，康有为的历史观 105 ==========第108页========== 成为坚持不变论的保皇党历史观，康有为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民主革命时期“复辟的祖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阐述了承认革命飞跃的社会历史观，孙中山这种历史观同他的政治主张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五年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卵领，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基础。接着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共和国，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总之，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是要实行革命的飞跃，把君主专制制度变为民主共和国。章太炎也有同样的观点。 章太炎早期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使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和改良派相比，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历史观。他对改良派宣传的社会发展只能从君主专制进至君主立宪，然后进至共和的渐进观点是坚决否定的，他认为从隶主专制即可进入民主共和，并指出：“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时已”，“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就是说，建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趋势，这是用变革的观点来反对康有为的不变论的历史观。这就可以看出，孙中山等革命派所主张的“变”与康有为等改良派所主张的“变”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主张飞跃，导改革命；后者主张“循序渐进”，“不可躐等”，导致改良。 但应该指出：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唯物史观。孙中山的历史观，就是“民生史观”。所谓民生史观，就是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民生是社 106 ==========第109页========== 会进化的重心”，“求生存”就是民生史观的心。这种否定离开物质生活的发展而归于“绝对观念”创造历史的观点，虽然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本本质上同样是唯心主义的。就是说，它没有看到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正如列宁所说：“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生产关系的根源。”但尽管如此，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承认革命飞跃的历史观，在当时来说，关键是革命的进步的。 第二、革命要不要采用暴力。 与社会发展是否有质变的问题相联系，就是对待暴力革命的问题。 改良派要保皇，维护腐败卖国的清政府，便竭力反对暴力革命。他们用孔孟之道来攻击、诋毁革命暴力“不仁”，肆意渲染革命暴力会造成“杀人如麻，流血成河”的悲惨景象，妄图以“暴力恐怖”来下唬人民，阻止革命的发展。康有为把希望寄托在清朝皇帝的身上，鼓吹采取“劝告”、“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先的方针，用磕头、请愿去乞求清政府的恩赐。他甚至奴颜膝地宣称：“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完全是一付保皇的奴才咀脸。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更声嘶力竭地声言，“宜以要求而勿暴动，”污蔑暴力革命“不为国之福，反而为国之祸，”在他的文中一再论所以“正当的手段”是请愿，决不可用暴力，改良派企图通过否定革命的暴力从而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07 ==========第110页==========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驳斥了保皇派对革命暴力的种种污蔑，揭露了和平请愿的欺骗性，指出采用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孙中山明确指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对于清政府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以临之，坚决主张实行暴力革命。革命派认为，不仅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需要革命，就是改良派拼命鼓吹的君主立宪，也不能靠“请愿”、“乞求”，而必须通过流血才能成功。并列举了世界各国立宪都必须流血的例子，阐明了中国的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时，孙中山进一步指出：“革命不免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这里，孙中山已经意识到：反动阶级要维护垂死的统治，就必然要以反革命暴力屠杀革命者，屠杀人民；要革命，就必须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这样就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妄图以和平“请愿”反对暴力革命的欺骗性。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散布的“暴力恐怖论”的同时，还热情地赞美革命暴力的伟大作用，指出革命能“明公理”、“开民智、去旧俗”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救人救世之圣药。” 对革命暴力的态度，孙中山和康有为就有这样不同的表现。恩格斯指出：“没有暴力，没有竖定不移的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物都是不会成功的。”革命暴力无疑是最权威的东西，对于革命派来说，如果不用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坚持了暴力革命，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年武装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第三、是发动群众，还是反对群众运动。 改良派主张保皇，反对革命，就必然害怕群众革命，他 108 ==========第111页========== 们主张“非暴力革命论”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认为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下层群众的暴动。”康有为总结了法国革命的教训，认为革命“必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如果与“暴民乱人共事”，其结果必然“举身家国而同毙”！梁启超则污蔑群众是“无机群众”，不可能进行“有秩序的革命”，·又说“民气犹火也，必不可用”。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是何等地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群众不会起来革命，他们就可以推行其改良主义的路线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实行改良社会，只要依靠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少许“圣人”、“贤人”就可以了。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虽然把群众看成被动的力量即所谓“实行家”、“乐成者”，但他并没有忽视群众的力量。特别在他晚年，更进一步意识到革命必须发动群众，他说：农民的奋起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因此，他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提出了“扶助农℃”的政策，在他的遗嘱中也指出：必须“唤起民众”。毛主席曾经指出。“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樽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毛主席这里指的是孙中山提出“唤起民众”这一点。 另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指出：“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他所指的“政府”就是清王朝，“豪右”就是官僚地主阶级；而平民、细民就是劳动群众。他看到劳动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应该指出，尽管革命派 109 ==========第112页========== 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想利用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孙中山虽提出“唤起民众”、“扶助农工”，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他们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唯心史观。 第四，是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 革命与保皇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引起厚今薄古与颂古非今，坚持革新、进步与复辟倒退的论战。因此，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尊法反儒”、“尊儒反法”思潮的斗争就日益尖锐了。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打着“孔子托古改制”招牌，反对封建顽固派，为他的改良政治路线服务，在当时是带有反儒的意义，但他尊孔托古改制，则就包含落后的一面。变法运动失败，他在政治上由改良走向反动以后，就成为狂热的尊儒反法派，他大肆吹捧儒家，把孔丘说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出版著作贩卖孔丘的“天命论”来论证光绪皇帝经历万劫不死是“受名于天”的圣君。贩卖儒家中庸之道，继续鼓吹“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良主义路线，妄图取消人民的革命斗志，抵制民主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康有为保皇派作斗争时，批判了改良派的尊儒反法思想。章太炎针对康有为把孔子吹捧为“教主”“救世主”的谬论，对孔丘进行了揭露。他早期就具有反孔倾向，在和改良派一起办《时务报》时，章太炎就不同意康有为神化孔丘，把这些作法称为“狂 悖恣肆，造言不经”。在一九O二年，他就借一个日本人之 110 ==========第113页========== 口，骂孔丘是中国之祸本，使中国经历八十世而无进取的罪人，并揭露孔丘是为了追求富贵，争名夺利，不择手段“以诈欺人”、“哗众取宠”，玩弄权术，道德败坏的阴谋家、两面派。既然孔丘是这么一个坏家伙，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他呢？章太炎早期认为，这完全是当年的曾国藩被吹捧为“圣相”一样，其实他是个“贼奸”，是镇压农民革命，出卖民族利益的民贼。这就抹去了盖在孔老二脸上的圣光，深重地打击了尊孔派。 章太炎在批判保皇派尊孔谬论的时候，并回击了保皇派对历史上法家人物的攻击，热烈地歌颂和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章太炎在《尊荀》一文里把荀况的学说看成是古代文化优良传统的代表，认为荀况的学问超过孔丘。在《商鞅》一文中，他针对保皇派为抵制革命而对商鞅的诽谤，歌颂商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主张“法治”是打击贵族，提倡变法使人民受到好处；而儒家讲“礼治”是提倡尊君，宣扬复古，使人民遭到灾害。为了反击保皇派借对秦始皇的攻击来否定暴力革命，他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打击反动势力，坚持社会前进的有力行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尊儒反法、尊法反儒的斗争表明，改良派尊儒反法是为了保皇，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走狗，阻碍了社会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尊法反儒是为了推翻封建皇朝，肯定秦始皇是为了歌颂暴力革命，坚持通过暴力革命把社会推向前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哲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天命论，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是革命和改良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在这一场 111 ==========第114页========== 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革命派战胜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上领导权，使革命理论泛传播，迎来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胜利，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孔孟之道这一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还在到处泛滥束缚着整个社会。在辛亥革命后，章太炎这个“七次入狱，但不屈不挠”的风云人物，由于阶级立场软弱和世界观不彻底，脱离现实斗争，结果随着革命的深入走向了反面。辛亥革命的失败，章太炎走向反面，这一切说明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彻底完成，意识形态里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同样也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胜任。 哲学史上的斗争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结合现实斗争学点哲学史，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总结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经验教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通过学习我国近代资户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哲学思想上的两军对战，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哲学是有党性的，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反映。政治路线上革命和反动的斗争，在哲学史上一般地表现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历史上的反动派、复辟派总是要拿起唯心论、形而上学向革命派和唯物论进攻的。我们在现实的阶级中，必须善于分析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关系、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都是检起哲学史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破烂武器来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进攻的。邓小平玩弄折中主义的手 112 ==========第115页========== 法来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安图从哲学思想上大造舆论，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这就说明了邓小平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复辟派一样，总是要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总结哲学史上反动派、复辟派总是要搞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把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邓小平从思想根源上批深透。 历史上的反动派、复辟派总是要乞灵于孔孟之道、利用孔孟之道来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身经历过改良派、保皇派和复辟派的康有为在早年就尊孔、后来当他成为保皇派、复辟派，就公开地、疯狂利用孔孟之道来反对革命派。从康有为的世界观来考察，他始终没有超出孔孟之道的范围，他从改良派堕落到公开保皇，最后成为复辟小丑，这决不是偶然，是有它的一贯“尊孔”的思想根源。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原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路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也象历史上的反动派、复辟派一样，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总结哲学史上反动派、复辟派必然要乞灵孔孟之道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113 ==========第116页========== Ge ner al I nf or mat ion]书名=学习中国哲学史辅导材料作者= 页数=113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第117页========== 前言 目 第一讲 学一点中国哲学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讲 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反映新兴力 量的反天命思想对维护没落奴隶制的尊天命思想的斗争第三讲确立中央集权统治的两汉时代，反映人民群众苦干利益的反谶纬神学对愚弄人民群众的谶纬神学的斗争 第四讲唐未农民革命战争，切底打垮世家豪族势力，推动两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第五讲在国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太平天国革命反对儒家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 第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改良派的论战 ==========第118页==========